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体户口”的方式落户。这类户籍的奇特之处是，它和民政部门的规定、计生政策相互作用后，只要集体户口者没有在这个城市拥有房产或直系亲属，他就结不了婚。

　　集体户口为何结婚难

　　从北京大学毕业三年的杨蕾，就被一本房产证和一张集体户口卡阻挡了婚姻。杨蕾“结不了婚”是因为陷入了由房地产市场与集体户口管理政策组合起来的荒诞怪圈:

　　杨蕾在广州工作后，成为了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国内的多数人才市场都规定，“集体户口”结了婚后一个月内必须从人才市场迁出，杨蕾也面临这个选择。杨蕾的集体户口如迁出落成“家庭户”，就必须要把户口落在当地房产上。但广州的房子太贵，杨蕾的月薪虽然达8000元，但她和爱人仍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就“落不了户”。由于他们的现状已表明“迁不出户口”，所以人才市场就不会把户口卡给杨蕾。没有户口卡，民政局就不愿给她办结婚证。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仅仅因为她是集体户口与无房一族，她就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

　　这种阻碍了杨蕾结婚的户口，是由业缘关系共同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公共宿舍而立户的户籍。杨蕾要结婚，就得成为“家庭户口”，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立户。所以，集体户口是介于临时户口与常住居民户口之间的特殊户口。

　　杨蕾也曾绞尽脑汁想突破这个由“特殊户口”设下的怪圈。

　　她曾给人才市场写“保证书”，保证“只要把户口卡给我去办一下结婚证，我就在一个月内把户口迁出去”。但人才市场看她拿不出房产证，也就能判断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马上迁出户口去落户的，所以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后，杨蕾就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山西小城，但当地派出所不接收，“往北京广州迁可以，往回迁不行。”杨蕾一家四处托关系，甚至向当地一市级官员求情，但仍无果。她也想过找在广州有房朋友以“表姐表妹”名义落户，最终也没成。

　　经历半年折腾，杨蕾心灰意冷，只打算回家办个酒席，“证先不领了，太痛苦”。

　　杨蕾只是“集体户口”结婚难的代表而已。2009年7月，全国数量庞大的外地毕业生(每年毕业生均在600万以上，由此可推算每年在外地就业的学生将不是小数目)，将户口档案从学校集体户口迁出，迁入各地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数十万集体户。如果他们买不起房又想结婚，就会面临和杨蕾一样的困境。

　　人才市场也要倒苦水

　　受此困扰的新移民们将矛头指向人才市场。“我们也快被憋死了。”某市一大型人才市场负责人李映辉向记者抱怨。

　　李映辉的恐慌是，“如果放开(让他们结婚)，几万人膨胀成家庭集体户，就成一个小城市。”

　　该大型人才市场挂有4万多集体户口。由于高校连年扩招，每年新增几千毕业生，而买得起房子迁出去的不过几百人。由于“没人愿意迁回农村，城市户口改农村户口也难”，4万人多数结不了婚。

　　李映辉称，人才市场之所以不敢发慈悲，是因为“前有户籍政策这么死，导致我们只进不出，后有计划生育国策宝剑悬在我们头上”。他解释，挂靠在此的集体户，流动性很强，无法监督，“万一超生，一票否决，我先被免职，计划生育军令状层层签下来。”

　　一位不愿具名的户籍专家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你是集体户口，没人愿意为你的超生负责，包括人才市场。所以你干脆就不能结婚。要结婚，你就必须把集体户口转到房产上，才会有街道居委会管着你，保证你不会超生。而在实际效果上，却又逼着大家都去买房子。”

　　李映辉回忆，有些集体户由于长期被户口卡着结不了婚，结果他们一气之下痛殴人才市场工作人员，“被打得住到了医院”。

　　被迫无奈，李映辉所在的人才市场同意其中的一千多集体户结婚，“条件是在这城市工作，有单位担保不超生”。

　　这一千多户在李映辉这个“超级大家长”看来仍像危险的“定时炸弹”，“超生风险很大”。

　　李映辉一直在绞尽脑汁“甩炸弹”。每次全国各地人才市场负责人开会，他就向其他人讨要“秘笈”:“他们的招五花八门，被逼得都不走正道，有的地方与计生局搞好关系，出了问题不追究人才市场责任。谁都有倒不完的苦水，还不知道向谁去诉。”

　　李映辉期望公安局放开政策，充许集体户“无房可以投亲靠友落户”。但公安局说他们说了不算，“问题是谁说了算呢?”李映辉一声长叹。

　　凭卡结婚遭学者批评

　　李映辉把集体户口问题归结到公安部门的户籍改革。但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公安部门在替人背黑锅。”

　　在为谁背黑锅?王太元认为是在替“制定了不合理规则的民政、人事、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部门”背黑锅。“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户口制度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个社会领域错用户籍制度管理内部事务。”王太元说。

　　如对集体户口结不了婚的问题，王太元认为:“拿户口卡登记结婚根本不讲道理。婚姻法里有要求是本市户口吗?民政部清楚。”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看来，一系列死结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1977年后，集体户口异化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

　　一个在大城市的大学读书的农村孩子，尽管在读期间有大学集体户口，但如果他不能获得留京户口指标，户口仍会被打回农村原籍。“集体户口是过渡户口，各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

　　李映辉提议的“投亲靠友政策”就会突破外地人口流入城市，自然不会被采纳。

　　被各级官员们多次引用的改革反面案例是，郑州市曾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原因是此类户籍改革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

　　王太元认为，跟户口有关的不公正，90%以上不是错在户口本身。根源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户口卡与就业权、教育权、分配权、住房权、工资福利补贴权等各项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画地为牢”的管理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还适用，“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仍习惯性沿用‘绝对错误’”。

　　但现实是，城乡间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在近年愈加剧烈，导致户籍与福利的绑定关系更加牢固。在北京，买节能灯泡、妇女肿瘤筛查、老人免费逛公园等都要北京户口才能享受。

　　故而，王太元认为，应该把户籍还原到“登记、统计、管理人们基本信息的”单纯功能，改变用户籍制度管控各个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福利的做法。王太元“替户籍减负”的观点与公安部的表态相吻合。

　　公安部分管户籍的有关官员曾公开称:“现行户籍制度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程。”

　　南方周末（沈颖祝莹莹雷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