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湘韩

　　到深圳维权的湖南100多名风钻工代表和“开胸验肺”的河南人张海超一样遭遇了职业病的鉴定之艰、维权之痛。幸运的是，经过数月的艰难求助，深圳市领导承诺：只要尘肺病患者能够提供有关部分证据，劳动部门“特事特办”，都予以确认劳动关系。

　　为什么要“特事特办”？因为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诊断、治疗，要由当地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鉴定，而申请职业病鉴定的时候，必须同时出具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证明和必要的详细资料。而这100多名风钻工大多数无法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更不用说“出具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证明和必要的详细资料”。

　　笔者注意到，张海超在维权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特事特办”：他曾经工作过3年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厂，拒绝为他出具工作证明，而没有这些材料，相关专业鉴定机构也就不能够接受他的鉴定请求。为了一份合格的证明材料，张海超多次上访，用了整整两年，才在新密市委书记特批下，得以不出具工作证明，到职防所进行鉴定。

　　“特事特办”虽是张海超们的幸运，但绝非职业病人这一群体的幸事。当身患职业病人遭遇鉴定之难的故事反复发生，我们应当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尊重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制度不完善的现实，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修改有关法律法规。

　　试想，面对劳动赔偿，企业主愿意提供“损己”的工作证明吗？

　　据《参考消息》8月6日报道，美国没有政府设立的职业病鉴定机构，在法律上对职业病的诊断可以由任何普通执业医生、甚至家庭医生进行。而在德国，职业病由保险单位鉴定赔偿，原则上按照工伤赔偿。

　　如果修改法律的难度比较大，过程也比较长，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出台一条司法解释：凡职业病患者能提供部分物证、证言的，应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也许，“开胸验肺”将作为一个成语收录进《成语词典》。果真如此的话，笔者希望成语典故中能有这样一句话：“开胸验肺”事件直接推动了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