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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家庭史:1972年工厂派卡车送我上大学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10日08:54  新京报
60年家庭史:1972年工厂派卡车送我上大学
1978年,当时流行婚纱照,我和妻子结婚1年后补拍了婚纱照。

60年家庭史:1972年工厂派卡车送我上大学
1983年,女儿1周岁时,我们全家在虎坊桥一家照相馆拍的全家福。

  ●户主:吕凤鸣,1947年生,1972年由工厂推荐上大学

  ●成员:妻子、女儿、女婿

  ●档案:生于河北沧州,1960年来京,现住朝阳区农光东里

  1972年4月的一天,一辆130大卡车从北京内燃机厂驶出。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司机,旁边是个24岁的小伙子。偌大的后车斗里,只有个缠得紧紧的铺盖卷儿,附带一个脸盆。

  大卡车只开了差不多一站地,到化工路口就停了下来,那里聚集了不少背着行李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到北京工业大学报到的工农兵大学生。小伙子跳下车,从后车斗里取下铺盖卷儿和脸盆,转身谢过司机师傅,便走进了人群中……

  这个小伙子,就是吕凤鸣。那一年,几千人的北京内燃机厂,共向北工大推荐了2个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招生专业是内燃机,工厂将名额给了汽油机车间和柴油机车间,两个车间选了一男一女。吕凤鸣是汽油机车间推荐的。报到那天,车间派了一辆130大卡车把他从工厂送到学校。

  选送

  “探伤工”被推荐上大学

  “如果没有那次机会,这辈子可能也就那样了。”吕凤鸣说,自己上学的机会总是赶得“很寸”,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每次都是眼看着上不成了,又忽然成了。他更没想到,自己已过上大学的年龄,忽然又来了个上大学的机会。

  吕凤鸣生在河北沧州农村,直到1960年,才来投奔在北京工作的父亲。父亲当时是房管所的水暖工,继母在居委会帮人缝缝补补(生母在他幼年时已去世),3个弟弟妹妹里,最大的也比他小10多岁。“按我父亲的想法,初中毕业就算了”。

  1965年毕业那年,看到北京电力建设学校(良乡电校)可以“半工半读”,学校发生活费,上学不用拖累家里,他就报考了这所中专,上学的愿望得以延续。但是正课只上了一年,从第二年的8月开始,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之后的3年几乎再没碰过课本。

  1969年11月,吕凤鸣和学校绝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到了北京内燃机厂,他被安排在汽油机车间曲轴工段做探伤工。曲轴是内燃机的关键部件,曲轴检验责任重大。作为曲轴加工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探伤工最重要的就是细心。

  从进厂到上大学前,吕凤鸣的工作就是整天泡在和了油的黑磁粉里,给每一根曲轴通电,检查通电后磁粉在曲轴上的变化,以便查出不合格的曲轴。他穿的鞋,鞋头都是翘起来的,因为工作中鞋常年浸在油里。

  1972年2月,汽油机车间革委会的负责人张一先找到吕凤鸣,问他想不想上大学。“我们家从来没有过上大学的,我去!”之前并没有大规模宣传动员,4月份,厂里就通知他可以去工大报到了,也没有录取通知书。

  入学

  第一年预科补基础知识

  报到那天,吕凤鸣才得知,他们这一届,第一年并不在北工大上课,而是要上一年预科班,上课地点在宣武区南横街的北京卫生学校里。所谓的预科班,其实就是补基础科,主要是数学、物理、英语、机械制图。

  由于预科班主要是补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按专业分班。他的班里,有机械制造专业的,也有铸造专业的,他是内燃机专业的。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很多,最大的27岁,最小的刚20岁。

  6年没有摸过课本的学生,只有苦读。前两三个月,听课吃力极了。文凭在那时并不能说明问题,虽然拿到了中专文凭,但高中知识吕凤鸣只学过一学期。一些小他三四岁的同学,其实只完整地念完了小学。

  绝大多数人会从下午五六点学到晚上10点,但也有同学晚10点后也不走。“也有人看上去是在看书,其实是在看着书发呆。”

  学习

  有同学会苦学到凌晨

  一年后,吕凤鸣正式进入机械系内燃机专业学习。班上共28人,从工厂来的有4个,剩下的有东北、内蒙古插队的,也有部队来的大兵。班里女生比男生多。

  这时开始,才正式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加工等专业课,“学习内容都比较务实,工厂工作是离不开的。”至于老师,则以三四十岁的教师为主,很难见到年长的教授。很多老师是头一遍教,只能照本宣科。

  “基础差归基础差,但我周围的同学确实很认真,有人会学到凌晨3点。”学校的学习氛围渐浓。吕凤鸣的印象中,内燃机专业3年共学了18门课程。他的毕业设计是一个小组的同学在北汽做的,大家按北汽的要求,画了“转子发动机”制图,称得上是个大项目。

  不过,同学中也确实没有因为课程未过而无法毕业的情况,即便是第一次考不过,老师也会再给机会补考,加上老师的辅导,补考总会通过。

  至于谈恋爱,个别学生之间只有风传。即便是真谈,男女生公开手挽手的场面几乎没有。

  毕业

  不愿留高校选择回工厂

  1975年12月,学校通知吕凤鸣毕业分配的去向:留校。当时厂里推荐的另外一个学生,也被要求留校。

  “我心里郁闷了好几天。”吕凤鸣说,当时他最大愿望就是回工厂,施展自己所学。“可当时我刚入党,有想法也没敢提。”

  事情后来峰回路转。学校和北内干部科商量留校名额时,厂里提出意见,希望留一个、回一个。厂里希望男同志能回厂,“我好高兴。”

  直到现在,吕凤鸣也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喜欢工厂,老坐办公室没意思。”

  工作后

  高考恢复工农兵学生“失宠”

  刚回到工厂时,工农兵大学生回来,给多年未有大学生新鲜力量的工厂带来了新气象,多被派到了一些重要岗位上。吕凤鸣回到厂里,侧重于技术方面的工作。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这时,吕凤鸣刚回厂工作两年。随着统一高考的恢复,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受到质疑。“开始质疑学制不正规,后来转向质疑人本身。”吕凤鸣认为,那段时间对于工农兵大学生的评价不够客观。

  此后五六年间,“工农兵大学生”的提法显得很不顺耳,而且在职称晋升、工资调整中,他们总是会从大学生中单独被划出来,并为他们特设一个低半格的标准。

  不过,吕凤鸣始终相信,人关键还是看能力。按照当时的规定,晋升工程师后,正式本科生要10年才有资格晋升高级工程师;而工农兵大学生要15年才有晋升高工的资格。此后,吕凤鸣的一个项目在全国汽车技术协会交流会上发表,由于对产品质量提升作用较大,吕凤鸣在晋升工程师后的第8个年头就被破格提升为高工,比常规要求提前了7年。

  最近20年间,“工农兵大学生”这个词汇逐渐淡化,甚至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工农兵大学生,就感到低人一头。”吕凤鸣说,不弄虚、不作假,实实在在地做人做事,心里就会踏实。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佳琳 本报摄影/本报记者 韩萌

  新京报《大生活》独家网络合作: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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