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学界、实务界一直有争议的规范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运用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开始着手研究。

　　“最高检目前正在着手研究规范死刑案件证据审查运用标准，对于死刑案件的审查、证据运用等一些问题进行研究。”昨天，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在接受CBN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不过，目前研究结果还没有出来，文件出台的日程还不明确。

　　在近日由最高检公诉厅等单位举办的“完善证据制度预防刑事错案”研讨会上，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指出，前几年，重大冤假错案大多是因为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和我国证据制度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为此，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司法部门要首先考虑完善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制度，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刑事证据制度的研究。

　　“冤假错案的发生，主要就是因为证据的取证、审查、判断、运用出了问题。因此，完善证据制度显得十分必要。”朱孝清说。

　　他建议，检察机关除了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施同步录音录像之外，还可以尝试扩大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如讯问命案、强奸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时，也可以考虑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此外，还可以考虑让律师在“看得见、听不见”的地方，对司法机关讯问行为进行监督。

　　在上述会议上，朱孝清认为，完善重大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取证制度十分重要。从实践中看，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取证很难。贿赂犯罪以言词证据为主要证据形式，但言词证据具有可控性和不稳定性，这给案件侦破工作带来了困难。

　　一直以来，围绕刑讯逼供等违法取得证据如何规避的问题，学界和实务界存有不同意见。“理论界一直提出应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由检方提供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证据。”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王公义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说，但是，对于理论界的观点，检方和警方并不支持，“各有说辞”。

　　因此，证明违法证据的排除应该由谁来证明，以及如何证明等问题，需要理论、意识形态和技术等各个层面取得统一，但是出于公共安全、办案机关的侦查需要和办案需要等方面考虑，“这种统一尚需时日”，王公义告诉记者，而这一问题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据悉，在其他国家，司法机关拥有强制取证、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取证权力。朱孝清认为，这些为我国完善证据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证人出庭、举证责任倒置、非法证据排除、证据监督等相关证据制度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