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江亚平 陈勇）《澳大利亚人报》是澳大利亚一份有影响的报纸，该报有位报道国际事务的编辑名叫谢里登。此人曾撰写长篇报道“赞扬”窜访澳大利亚的热比娅有对抗中国政府的“勇气”。13日，就在热比娅要离开悉尼时，这位编辑再写长篇评论，面命耳提式地“教导”热比娅如何对付中国。

　　这篇文章“教导”热比娅先不要打着独立旗号，因为“疆独”诉求在国际社会没有市场，容易受到西方的冷落，而应该打着“改善人权”、“文化自治”和“推行民主”的旗号，因为这样就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谢里登还妄称，热比娅对澳大利亚的“成功访问”将震撼中国政坛，甚至可能“永远震撼中国政坛”。

　　一名新闻工作者公然违背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在全国性报刊上明目张胆地为他国的分裂分子当“导师”，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更令人费解的是，谢里登的行为并非个案。一段时期以来，西方某些“新闻工作者”违背职业道德、甚至不顾基本道德底线的行为可谓五花八门：

　　违背公正立场和平衡原则，大篇幅传播谎言者有之。去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不遗余力地传播谎言。今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它们又故态复萌，用专访热比娅的方式来一面倒地传播分裂分子的谎言，在描述事件时大量运用“据说”、“传闻”等词语而不对事实进行任何核实。

　　用技术手段移花接木、扭曲事实甚至造假者有之。去年“3·14”事件之后，一知名媒体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时，使用中国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救助受伤群众的照片，却配以“在拉萨有很多军队”的说明，全然不顾救护车上醒目的“急救”二字。今年，一些西方媒体记者则在乌鲁木齐采访时，甚至上阵充当“新闻导演”和“演员”，极力引诱、教唆群众呼喊口号，然后进行“符合自己要求”的拍摄和录音。

　　无视历史和现实、不需要任何事实装点的露骨独白也有之。去年“3·14”事件之后，就有西方媒体歪曲历史，把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描述为“中国入侵西藏”。今年“7·5”事件之后，法国《世界报》的社论则不但不顾历史事实，将中国的新疆称为从未存在过的“东突厥斯坦”，而且诬称中国“殖民”新疆。

　　更有甚者，有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已不仅是违背职业操守，更是突破了起码的道德底线。去年“3·14”事件之后，美国某知名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节目中说：“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恶棍”。今年，则有谢里登这样的”新闻工作者”，不顾自己的职业身份，自己跳出来为分裂分子“出谋划策”。

　　时间过去只有一年多，一些西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急于再次上演同样的闹剧只能说明，他们已全然不顾事实，更不在乎自身形象、媒体公信力甚至职业伦理，而十分热衷于传播偏见和仇恨，成为某些势力蓄意丑化中国的工具。

　　歪曲的报道，再次破坏了某些媒体自封的“公正”、“客观”形象。谢里登的文章流露出的偏执和居心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许多读者纷纷站出来驳斥。《澳大利亚人报》网站在刊登这篇文章后有大量读者跟帖，不少读者不认同、甚至反感这位“热心的导师”。

　　按照西方的传播原理，评判新闻的最终权力在于读者受众，而中国也有句俗话，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日益密切，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也会越来越多。那些不顾历史事实和起码的伦理道德的所谓“新闻工作者”，应该以谢里登为鉴，要对自己的信誉负责，否则只能被世人嘲笑，让自己名声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