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每周一次往返的山路，最窄处只能容下两只脚并行。他们没听说过北京，亦不知道天安门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云南报道

　　因为要回家，11岁的怒族孩子黄英不得不穿上了一双红白相间的“石林牌”球鞋。平时在学校，她通常赤着脚跑来 跑去。

　　从2008年上小学一年级开始，黄英和她的同学李金花、李国军姐弟，就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往返于这条山路。

　　从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的红塔小学到丙中洛乡秋那桶村碧汪组，是一条令人生畏的山路。其中一段被当地人形象地 称为“猴子哭”，意为连猴子走在这条路上都会被吓哭。山路像一条巨大的蜈蚣，嵌在峭壁的一侧。另一侧，是近百米深的山 涧。

　　“我们中午12点离开学校，下午6点多到家。”李金花操着一口怒族语言。上学一年多了，孩子们的汉语还是说不 利索。一到要说汉语的时候，黄英就会用红领巾捂着嘴巴吃吃地笑着。到头来，蹦出的还是一连串的怒族语言。

　　六七个小时的路程，是3个二年级孩子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山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危机四伏的回家路

　　从红塔小学到碧汪组，先是要走一段11公里左右的柏油路。这段路如果打车，需要5元钱。“没钱。”黄英看着自 己的赤脚，含糊地发出两个汉语的音节。

　　因此，他们每次都要先步行这段11公里的柏油路。到了雾里桥头，再继续走剩下近10公里的山路。

　　在丙中洛乡，雾里桥已经成了当地一处旅游景点。桥头竖着一个写有“茶马古道”字样的木牌，旁边还写着藏文音译 过来的汉字––––“德拉姆”，意为“幸运、平安”。走一截曾经的茶马古道，让驴友们跃跃欲试。

　　前半截茶马古道加上后半截人马驿道，对黄英等三个孩子来说，再熟悉不过。

　　孩子们先是沿左侧峭壁前行，李金花或李国军打头阵。因为路窄，大多数路段无法容下两个人并排。断后的黄英一颠 一颠地跟在姐弟俩后面，单薄的身子套在宽大的校服里，斜跨着的布包鼓囊囊地塞满要带回家去洗的衣服。

　　到雾里村后，“蜈蚣”游走到右侧山路上。脚下的路越来越窄，头顶上的岩石也愈发逼仄下来，抬眼可见一字型的天 空。有些岩石由于被滴水打湿，走在上面稍不留神，便会滑倒。相传的“猴子哭”，宽度顶多能容下两只脚并排。走到最窄的 一段，三个孩子下意识地往峭壁上靠了靠，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不敢往深涧里多看一眼。

　　“就是这截路，一些喝醉了的成年人走的时候，得手脚并用往前爬。”丙中洛边防派出所的老兵杨建华说。当兵以来 ，在一次次走访村民的途中，杨建华数次走过这段山路，“我们这里的路，不下雨的时候有沙石流，下雨的时候有泥石流，雪 天更可怕，可能会遇上雪崩。”

　　李金花就遇到过滚石和雪崩。“她说路上有时候会有石头滚下来，滚下来的时候，她就躲在山岩下面。”李金花比手 画脚地说着怒族话，二年级的班主任和云飞在一旁充当翻译，“他们还碰到过雪崩，但幸好是在他们身后崩开的，当时他们已 经走过去了。”

　　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孩子们比岩石更为坚韧的意志。一路上，三个孩子话不多，偶尔会用怒族话交谈几句。实在累 了，就停下来坐在石头上歇息一下。饿了，要忍着；渴了，得坚持到有泉水的地方。

　　沿左侧峭壁走几公里后，路又转到了另一侧的山上。翻过这座山，对面山上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色跃入眼帘。山坡上， 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十几座深棕色的千脚楼。

　　这就是三个孩子所在的碧汪组。

　　黄英的家在山坡最高处。这是一个两层的木屋，下面做饭，上面住人，所谓的梯子不过是在一截树干上凿了几个坑， 竖在门外。木屋前最为显眼的位置，贴着黄英的两张“三好学生”奖状，奖状上方，歪歪扭扭地用白粉笔写着，“百(白)日 依山尽，黄河人(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左侧更浅的字迹依稀写着“天上(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先 (险)峰”。木屋里黑漆漆的，唯一的光亮来自一个巴掌大小的窗户。刚走到门口，便能闻到一股呛人的烟味。屋里，只有一 个火塘和几把柴火。

　　黄英的妈妈几乎听不懂一句汉语，见到客人来了，立马放下手头上的活，忙着去搬凳子，并从鸡窝里掏出几个鸡蛋。

　　“他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这么走，刚开始是大同学带小同学，慢慢就不用带了。”老师和云飞说，“这几个孩子学习都 不错，也都愿意上学。”黄英听懂了老师的表扬，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用手使劲抠着黑乎乎的指甲缝。

　　冻死的孩子

　　怒江州泸水县片马镇湾草坪村的傈僳族孩子杨春林，再也无法实现他当兵的梦想了。2008年1月底，他在从学校 回家的途中，冻死在风雪垭口附近的电线杆下。其他三个被冻死的孩子同是片马镇人，均在山下的鲁掌镇中学读书。他们是， 古浪村的胡成东、片四河村的胡卫忠和胡仁权。

　　从2008年1月24日开始，接连几天，怒江州普遍降雨降雪，特别是海拔3400米的片马风雪垭口一带。垭口 附近公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当地交通被迫中断。

　　从鲁掌镇中学到杨春林所在的片马镇，所行均是山路，且必须经过高黎贡山的风雪垭口。由于这条路基本是柏油路， 孩子们平时往返都是乘车。一般情况下，镇上的中巴车要走三个多小时。

　　“我们得知封路，马上开了两次动员会，让片马镇的孩子们先不要回家。”鲁掌镇中学副校长李智伟回忆着，“我们 学校有70多个片马镇的孩子，有些在鲁掌镇上有亲戚，就住到亲戚家了，最后留下的大概20多个。当时已经放假，老师们 都回家了，学校留了一个副校长和保安看着孩子。”

　　杨春林等孩子是在中午1点左右偷偷跑走的。据李智伟透露，当天中午，保安带孩子们吃过饭后，自己也回家吃饭去 了，“3点多，保安回来后，发现有6个孩子不见了。我们马上把一批老师叫回来一起找，当时以为孩子们跑去附近的亲戚家 了。因为大雪早已封山，谁都想不到他们会往家跑。”

　　此时，片马镇也组织了孩子的家长和当地村民一起寻找。“村里每天都会发动三四十个年轻人出去找孩子。”杨春林 的大爹(伯父)李建华比画着说，“那年的雪都到胸口了，要先把前面的雪踩硬，才能迈出去一步。”

　　三天后，有两个孩子耐不住饥寒，跑回了学校。直到这时，校方才知道孩子们试图偷跑回家。

　　又过了两天，李建华等人在姚家坪距风雪垭口约9公里处的电线杆下发现了孩子们僵硬的尸体。其中，三具挤在电线 杆旁，另一具躺在距电线杆50米处，像是踩到了石头滑下去的。

　　“他爸爸也一起去找了，看见儿子像雪人一样冻死在那儿，蹲下大哭。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过这一遭，病 情更重了，接连晕过去很多次。”李建华叹着气，“杨春林是个好孩子，聪明、学习也好??”

　　被冻死的胡卫忠是勒墨族人。胡卫忠的爷爷哈阿弟称，按照勒墨族的规矩，人死后，只在下葬时搞一个较为隆重的仪 式。时隔一年之久，孩子的荒冢前早已杂草丛生。

　　“杨春林和胡卫忠都是我们班的。”鲁掌镇中学初二(8)班班长胡亚红刚说了两句，眼圈就有点发红，“他们学习 都不错，胡卫忠的数学还考过全班第一。我家也住在片马，当时也被留在了学校。他们计划回家的前一天还鼓动我们一起走， 我们劝他们别走，太危险??”

　　如今，鲁掌镇中学的正门一直死死的关着。校长万志忠称，因为学校临街，怕学生们一不小心冲到马路上，被车撞到 。而他的前任，在学生冻死的事情发生后，被撤了职，工资也降了一级。

　　“有点冤枉。”鲁掌镇中学的一些教职员工私下谈起此事时这样认为。

　　“这里的学生住得分散，不仅路远，而且路上风险也大。”主管鲁掌镇所有小学的校长孟明福介绍说，“我去过一个 村里的学校，峭壁接近于垂直，下面是条小河。如果接连下两三天雨的话，路就垮了，根本走不了。有时候老百姓在地里割猪 草，一塌方，就能被埋一半，小娃娃被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住在半山腰的农户养的小猪，一不小心踩空，往往就滚到山下摔 死了。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根本不敢走这种路。”

　　泸水县古登乡中心小学校长杨家政更是为走访村里的小学犯愁。在古登乡的52所学校中，只有四所是通公路的，“ 我三个月都转不完我们乡里的学校。有时候，走访一个村的学校就得用一个星期。”

　　“我家住在罗底。从学校回家要走一天，翻四座大山，太累了。”古登乡交通希望小学六年级学生密贵文皱了下眉头 ，拽了拽几乎变成了土黄色的白衬衣。

　　从原始社会直接到社会主义

　　暴雨过后的怒江，江水滔天接地穿城而过。东侧的碧落雪山、西侧的高黎贡山和怒江水组成了一个巨大的“V”字形 。山崖上，但凡平坦点儿的地方，几乎都零零散散地住着人家；但凡能种地的斜坡，也都工工整整地种满了农作物。“有人把 这些田地称作大字报。”泸水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和德海笑称。

　　大山深处的人们，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生活方式。在独龙江，有人用刻木记事、结绳计数。“这边很多人不知道 自己的年龄，只知道自己是在桃花开了或苞谷熟了的时候生的。”丙中洛红塔小学校长元付生称。

　　“我第一次进独龙江的时候很震撼。”怒江州公安边防支队宣传科科长钟志芳回忆，“带我进去的人走一段路就冲着 山上大吼一声，这是为了让上面知道下面有人，不要往下扔石头。”

　　福贡县马吉完小的学生普少明如今和奶奶住在马吉乡马吉米村前干斗小组。在他的家里，除了一只火塘和一条供祖孙 俩睡觉的草席外，别无长物。祖孙俩只能靠每月60元的农村低保生活。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是普少明的父亲病逝后，村委会 送到家里的。因为怕粮食不够吃，只得在米中掺杂些许苞谷。

　　在福贡、贡山一带，溜索仍是当地老百姓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隔几百米，就能看到一根细细的铁索横在江面上。过 江时，只需一个滑轮和一根溜索绳。

　　“怒江的很多地方属于直过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后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生活方 式。怒江的很多老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出过怒江，甚至没到过州府泸水县。”丙中洛边防派出所教导员程春明称。

　　在泸水县上江乡新建完小，三年级学生胡晓兰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大城市》的作文。文中，对所谓的“大城市”只字 未提，通篇都在写村里人是如何把一条山路修成公路的。“这些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大城市，离他们最近的，就是眼前的这条 路。路修好了，他们离大城市也才能近一些。”她的班主任解释说。

　　黄英到过最大的城市是贡山县城，在她的同学中，这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事了。黄英没听说过北京，也不知道天安门。 但当问起愿不愿意去北京时，她郑重地点了点头。

　　“从北京考察回来后，我对我的妻子说，我宁愿不要孩子。”泸水县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颇有些感慨，“让孩子在 这个地方生活、上学，对他来说，实在有些不公平。”

　　家长放狗咬教师

　　福贡县的一块峭壁上，整整齐齐地刷着两行白色的大字––––“磨刀不误砍柴工，上完初中再打工”。从贡山县到 福贡县沿途，也常能看见“不读中学，贫困难脱”、“初中不读完，进城打工难”等标语。

　　能把初中上完，在怒江人眼中，已经算是文化人了。

　　整个怒江州，只有泸水一中和州民族中学两所高中。泸水县上江乡上江中学校长高雪军透露，全校初中三个年级的学 生全部到齐的话有893个，其中很多是被动员过多次后才继续念书的。“按说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应 该是100%，但是很多孩子上初中后不习惯，学习跟不上，就回去了。我们动员之后，他回来了，没几天又回去了。”

　　在古登乡，全乡1719个小学生，也有很多是“捞”回来的。“怒江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是2006年实现的 ，但古登到了2007年才实现。”校长杨家政有些无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书，或者上到四 五年级就不让读了，因为这时娃娃可以做些家务活。”

　　近年来，大山外面日渐严峻的就业形势，更是让这里的家长们看不到希望––––读完书照样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在 家喂猪、放羊。一些学生便开始隔三岔五地逃学。老师们也不得不挨家走访做工作。

　　“有的家长还会放狗咬你！”鲁掌镇的孟明福校长有些哭笑不得，“鲁掌的教育在整个泸水属于中上等，但是老百姓 的意识比老窝(泸水县的另一个乡)还是差些。那里的家长是有一个鸡蛋也要卖掉，让孩子读书。我们这里是家长先吃掉，不 管小孩有没有吃的穿的。古登也一样，家长先喝酒，不管娃娃，最近几年稍微好了些。为了安全，我们在做家长工作的时候， 一般几个人一起去，路上还能相互照应。有时学校实在做不下，就得依靠村干部和边防武警。”

　　泸水县新建完小学生熊天龙的父亲熊义文倒是很支持孩子读书，“我小学上到四年级就不想上，回家来了。我的父母 不识字，觉得(我)想读就读，不想读就算了。现在我是我们家文化水平最低的，连我老婆都是初中生。”

　　而今，熊义文最大的愿望就是熊天龙能“参加工作”，最好还能“当个干部”，“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你穷，别人 看不起你。如果家里有一个参加工作的人，别人就看得起你了。所以只要他能读书，我倾家荡产也得让他读。”

　　对熊天龙来说，上学的动力还来自于每周可以吃两次肉，“在家里，十几天都吃不上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