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眼里，他是亲民的干部;在干部眼里，他是睿智的学者;在学者眼里，他是深谙基层情况且学问高深的“顾三农”。

　　“顾三农”曾是浙江省农办副主任，他几乎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出台的所有与“三农”有关的重大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他参与了中国农业法和多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浙江乃至全国许多重大涉农政策都留有他的智慧;他顺应党的农村改革大潮，以创新的眼光率先提出为就读涉农大中专学生免收学费，率先建议缓征停征农业税并先后被浙江和中央采纳;他率先研究的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课题成果成功转化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新农村建设龙头工程;他总结提炼的“浙江扶贫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广为推介，联合国粮农开发署、商务部和国际扶贫组织在浙江大学专门举办国际扶贫培训班，向第三世界推广浙江扶贫经验……

　　浙江省一位老领导称他是“省级农民”，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赞誉他是“超级农民”，他就是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现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三农发展组组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浙江省农经学会会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

　　目标:为“三农”问题奋斗

　　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等政策的出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就在这一年，32岁的顾益康在当了10年知青农民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大学期间，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杜尔阁的土地理论、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理论，都使他入迷，尤其是对《资本论》，他更是精读细研，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重要章节都能背下来，工作后又通读了3遍，烂熟于胸。在他看来，《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市场经济的百科全书。由此，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轰轰烈烈的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也为他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提供了检验的广阔舞台。

　　1983年，全国农产品价格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一与会代表向大会递交了8篇论文，《农业经济论丛》的编辑读罢浩叹：“这位老先生《资本论》功底很深啊！”

　　“老先生”即顾益康，此时的他大学毕业刚一年。

　　顾益康1947年出生在浙江宁波，1966年知青下乡当了10年农民，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村的穷、农民的苦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也深深认识到我国农村改革的任务之艰巨。

　　毕业后，顾益康被分配到浙江省农业厅。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论文。第一篇论文《从农业生态经济观点看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发表后，经济学家于光远专门写信与他探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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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他被破格提拔为农业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从此，顾益康投身农村改革的最前沿，在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现代化理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既具理论前瞻性又有现实创造性的改革思路、政策意见和决策建议；他还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规划、纲要、政策、法规的起草制定和改革方案的执行；他将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大众市场经济模式，独创性地提出，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孕育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民本发展经济学；他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创富模式”，成为“新重农学派”的代表。

　　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使顾益康成为名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三农”学界的著名专家、领导信任的农村工作智囊，他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200多篇，主持完成了20多项国家和省级重大课题，编著出版了一批直接面向农村干部群众的教材和专著，为浙江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和“三农”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作出重要贡献。

　　立场：为农民利益鼓与呼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农业农村改革蓬勃开展之时，顾益康建议出台农业法，保障农民务农致富。他的观点引起了农业部重视，80年代末《农业法》制定时他应邀成为主要起草人之一。

　　在计划经济年代，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束缚着农民的手脚，粮食生产一直是以政府指令的形式下达，农业结构长期是“粮经特”，首先保证粮食生产，然后才能考虑经济作物和特产。1984年，顾益康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我国农业结构要以农民增收为主要方向，要从原来的“粮经特”转为“特经粮”，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业要向商品经济转轨，要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交给农民。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贫困发生率36%，扶贫一直是浙江农村工作的重点。扶贫工作如何开展？顾益康注重对扶贫工作的规律性总结，把扶贫经验概括为“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的浙江模式。“破穷障”就是政府投资欠发达地区的公路、水利、电力、生态等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影响发展和开放的自然障碍；“改穷业”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比较优势产业；“挪穷窝”就是让库区、高山远山农民下山迁移至城镇异地脱贫致富；“挖穷根”就是重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培训，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他说，浙江扶贫模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创造和惠民德政。

　　他的扶贫理论通俗易懂，不仅在浙江省得到采纳和推广，也为许多中西部省份的干部群众所接受。

　　在顾益康诸多被采纳的建议中，有一个建议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震动，这就是废止农业税的问题。

　　1999年，顾益康到云和县调查研究，看到几个农民在种香菇，他忙停车到田头与农民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干部，最不喜欢什么干部？”他问。

　　农民七嘴八舌地回答。顾益康敏锐地感觉到，农村基层干群矛盾，很大原因来自征收各种税费。他不禁联想到，当时中央领导已经高度关注减轻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提出了破解黄宗羲定律的命题。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他提出历史上历代新王朝诞生，统治者往往会减轻农民负担，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于是开国往往是太平盛世。但随着统治者权力的稳固，赋税加重，人民起来造反，旧王朝结束。如此周而复始，农民的皇粮国税负担越改越重，这就是黄宗羲定律。那么，怎样彻底破除黄宗羲定律呢？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废除一切农业税赋，浙江当前农业税在财税中的比重已经很小，作为黄宗羲故乡的浙江省，既有条件也应该在全国率先停征或废除农业税，率先破除黄宗羲定律。

　　2000年，顾益康作为省委扶贫调研组成员，提出了把减免农业税费作为普惠性扶贫政策的建议，并向省委领导进言：农业税制度存在耗散现象。农业税的本意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农业税的收取成本极高。如果说农业税是一瓶水，有半瓶水要养税务人员，收税成本中还有政治成本，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还不如把农业税彻底废止，把一瓶水完整地留给农民。2001年，浙江省率先在欠发达地区缓征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次年又对低收入农户减免了农业税，结果是，邻省农民把猪拉到浙江来屠宰。

　　2002年，浙江省给中央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在全省率先停征农业税。2003年末，顾益康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论时，又把浙江要求免除农业税的建议提了出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出台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当年，浙江就对全省种粮农户全部停征农业税；次年，浙江全面废止农业税，成为全国率先废止农业税的省份。

　　2005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这一举措赢得了9亿农民的拥护，国际舆论一片叫好声。

　　此举也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和农业无税时代。

　　1984年至2008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4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这是浙江探索出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实践成果，其中也有像顾益康这样的“三农”智囊们的奉献。

　　角色：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

　　2000年，浙江省农办的智囊们集中研究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思路和政策，大家都为缺乏一个叫得响的扶贫抓手苦苦思索。顾益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包烟抽掉，他一拍大腿两眼放光：“有了！”既然全省还有一百个左右的乡镇没有脱贫，就把新一轮扶贫计划定为“百乡扶贫攻坚计划”。这一方案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实施。

　　顾益康是个很善于将政策具体化、将对策载体化的人，也因此，他的意见建议大部分被省里和中央采纳。

　　2006年1月4日，一辆面包车在丽水山区逶迤而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带领有关部门同志进行扶贫考察，顾益康随同前往。

　　“老顾，说说基层的情况，谈谈你对扶贫的看法吧。”吕祖善说。

　　顾益康的宁波官话很是难懂，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一次背诵《资本论》片段，他得了满分，下课后老师却对他说：“你背得很流利，但我一句也没听懂！”

　　然而，浙江省几届领导都很喜欢听他的宁波官话。

　　“最好的扶贫是智力扶贫。”顾益康说，“智力扶贫靠的是教育，而仅仅靠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够的。欠发达农村很多初中毕业生因读不起普高和中职外出打工，十几年后，他们拖着伤残的身体、苍老的面孔、绝望的心态回到故乡，仍然是扶贫对象！这是扶贫对象再生产啊！如果让他们读职业技术学校，有一技之长，农民工就会在历史上消失。浙江应该把实行免费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重大扶贫举措！”

　　“大中专农学类招生萎缩，原因是有钱的不上农大，没钱的上不起农大，上了农大也不愿意学养鸡，要改学计算机。鼓励青年上农大，最好的办法是省财政出钱。政府给农民贴钱，农民就给政府贴金，农民才能与党贴心！”

　　省长问：如果免费上农大、让低收入农民子女上职业学校，每年要多少钱？同行的省财政厅厅长马上算了账，两项加起来每年得六七个亿。

　　“六七个亿，挤一挤我们还是拿得出的！”省长说。

　　回来后，浙江就出台了大中专农业技术类专业免费读书，低收入农民子女免费上中专职高两项政策。

　　2007年，这两个政策被中央采纳。

　　顾益康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和大多数官员相比，他具有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底，分析问题透彻；和大多数学者相比，他具有对现实的透彻了解，解决问题有方。在他身上，兼具学者的勇气和官员的稳健。

　　作为“三农”工作的参谋，20多年中顾益康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他提出了浙江现代农业的模式应该是高效生态农业，要走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一建议已成为浙江省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他负责起草的《关于积极引导和完善劳动者联合兴办合作经营企业的通知》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关于股份制合作企业的政策文件；

　　他在2001年就开始了对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课题研究，提出在全省开展村庄整治。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定，此举也被中央采纳；

　　世纪之交，受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等传统思想影响，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加大，为此，顾益康于2002年提出推进城乡配套的大改革，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入手，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十六大以后，顾益康致力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不仅主持完成了相关重大课题的研究，而且参与起草了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纲要”……

　　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钱文荣教授认为，浙江的许多做法成为经验被推向全国，广为效仿和学习。这是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也是顾益康等农办“智囊”努力的结果。

　　在浙江省领导眼里，顾益康是最好的参谋，“他出了好多惠农利民的好主意！”他们说。

　　“搞三农工作就是要有心、用心、创新，就是要对农民群众有情、有心、有爱，要凭自己的良心和党性去服务三农，要用创新的思路去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这是顾益康对自己几十年搞好三农工作的经验总结。

　　农民日报记者 蒋文龙 光明日报记者 叶辉

　　（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