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发表邱震海的文章《中国转型期：政府和民间需良性互动》，提出“绿坝”风波背后的问题。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工业和信息部日前表示，将绝不强制所有销售电脑安装绿坝网络过滤软件。这是继前一阵“绿坝”风波后，中国有关部门作出的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值得欢迎；对中国有关部门在社会意见涌现之后，及时从善如流，调整政策，以及这背后折射的对社会民意的尊重，也应表示一份由衷的赞赏和敬意。

　　中国工信部同时表示，学校和网吧仍将安装“绿坝”。这一决定是合理的，也确实是出于保护广大青少年免于受到不良资讯污染的目的。在这样的安排下，18岁以下的青少年必须受到保护，不被不良资讯污染心灵；而18岁以上的成年人则被赋予选择、思考和决定的自由，这既符合政府保护青少年的责任，同时也符合政府保护公民获取自由资讯，并对资讯展开思考和选择的自由。这符合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责任和权利，也符合政府保护公民自由的义务。

　　更重要的是，通过“绿坝”事件中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磨合，人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力量，也看到了公权力对公民自由和公民社会的尊重正在逐渐成长之中。

　　有人说，这是公民社会与政府博弈的结果。这种说法在东方社会听起来似乎有些刺耳。正如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政府天生就是限制公民权利的，因此宪法的全部目的就是保证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公民自由对政府权力的抗衡。这些话在东方人听起来，无论如何都有些刺耳。但是，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将中国转型期政府和民间的思维融合起来，力量凝聚起来，找到一条共同的通道，那么中国社会的转型无疑就可减少更多的阻力，变得更为顺畅和迅捷。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是什么？除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特征之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间意识相当程度地走在了公权力的前面；当然，这种意识还相当粗糙和初级，需要疏导。中国最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所谓良性互动，就是这种互动的终极目的是在和谐的氛围中取得妥协，在妥协中推进社会的进步；所谓妥协，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让步，而是双方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以理性对利益纷争展开思考；其间，适度的冲突是难免的，但冲突绝非终极目的，而须有阶段性的妥协结果。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心态：从公权力一方来说，虽然各种机制稍滞后于民间，但在转型期，其心态必须是开明、开放的；从民间来说，虽然发展超前，但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因此其心态必须是理性和自省的。

　　当然，“绿坝”事件只是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许多个案之一。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绿坝”事件折射的公权力与民间之间在思维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有的以激烈冲突呈现，有的则沉淀而成为双方的心结，并酝酿新的社会不稳。但政府如何及时搜集、评估和回应民意，民意如何在抗争中寻求与政府对话，并找到共同通道，则是从“绿坝”事件中可以获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