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法律学者很喜欢引用，以示对本国法治道路的期待。现在引用它的人越来越少了，恐怕因为现实环境让人实在不好意思好高骛远。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坦承：“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沈副院长是在上周的一个研讨会说这番话的。彼时，全国40余位大法官济济一堂，围绕着“人民法官为人民”的主题，讨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还谈到了自己最近做的一个调研，其中发现，不少涉诉上访与缺乏公信力的裁判文书有关。

　　“信仰”和“信任”是差别很大的两个词，前者是指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对一种观念或主义的彻底信服和尊崇，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信任只是充分的相信，愿意把某件事情托付给你去办。法官连民众的信任感都不能获取，对法律的信仰纯属奢谈。高院两位副院长的谈话，一个是说对司法的整体信任，一个是说对司法过程中具体环节和文书的信任，都不能获得满意的分数，的确非常可怕。

　　执政党于1995年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1997年将它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1999年，这一原则更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我认为，这是十多年来最得人心的治国方针。大多法律学者、媒体从业者和法律工作者，都真心诚意地拥戴它，不遗余力地宣传它，耐心细致地实践它。一些优秀的法律学者走出书斋，为报刊杂志撰写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也介绍一些国际最新的法学成果。社会新闻记者猛补法律知识，把案例报道当作向民众普及法治观念的机会。不少法律工作者也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逐渐理解到独立、公正的司法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其中最值得赞扬的是维权律师。他们活跃在基层，倾听、理解和分担底层民众所遭遇的不公，并以强烈的同情心、充分的耐心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将他们引上依法维权的道路。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底层民众表达愤怒、寻求公道的方式跟现代法治差别较大，要么拦轿喊冤，期待青天大人明镜高悬；要么揭竿而起，进行暴力反抗。维权律师告诉他们，要“依法维权”、“合法反抗”及“以法抗争”。也就是说，要以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为依据，去对抗基层政府的“枉法”行为；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及“公民权利”。李连江、于建嵘等学者对此转变过程都有系统的研究。

　　既然如此，为什么事情会南辕北辙，出现沈德咏副院长所忧虑的“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呢？这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权力体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很多群众发现，大权还是集中在党政领导手里。与其辛辛苦苦“依法维权”，不如搞一起群体事件，让领导签字“高度重视”、“从重从快”，多年的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他们甚至觉得，这么多年来，被媒体忽悠了，被律师欺骗了。

　　司法系统内腐败丛生，也对法律信任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尤其令人觉得震惊和悲哀的是，一些维权律师遭到打击报复，自己也锒铛入狱了，被他们说服的民众还能信任法律吗？

　　司法不被信任，这十多年来广泛的正义热情、巨大的社会资源和修复社会治理体系的努力，都被浪费掉了，实在令人痛心，也让国家已经并且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

　　根据媒体报道，研讨会上，大法官们最主要的招数是，呼吁司法要贴近民众。这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可能只是旁枝斜叶，雕虫小技。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众到底能不能够通过司法来获取公正？哪些因素是法治的破坏性力量，我们是否能够予以清除？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