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们讨说法

　　在窝棚苦等一月后7名民工讨薪成功；其间老板竟当面斥责民工是“一条喂不饱的狗”

　　为了讨要1.3万多元血汗钱，河南、贵州及四川宜宾的几名民工，在中江县一个小厂的窝棚内，苦苦等候了一月。18日，记者闻讯前往调查时，老板竟当面斥责民工们是“一条喂不饱的狗”。后经当地政府协调并垫支，几名民工最终如数领到了工钱。

　　□新闻立即评

　　假如没有记者帮忙讨薪……

　　网友求助QQ联系女儿为被困母亲讨薪

　　8月9日下午1时50分，记者的QQ里突然有位名叫“郑州玉儿”的网友求助：“是四川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吗？我有事，恳求得到帮助。”

　　“郑州玉儿”是河南省信阳县人，56岁的父亲王天文和54岁的母亲代学芳，都是普通的农民，今年5月前往中江县通济镇某民营小厂工作。“前不久，我打电话给父亲，一向坚强的父亲在电话的那头哭了，说已经有一个月没发工资了。”

　　“郑州玉儿”的父母体谅老板难处。可老板承诺的几个结算日期都过去了，依然没拿到钱；奶奶身体不好，母亲只好独自留守在中江，父亲回河南老家照顾奶奶。

　　民工无奈工厂打工1万多工钱没着落

　　8月14日，记者见到了代学芳，她说，厂已经停产近一月了，4800元工资，一分钱也没拿到。

　　38岁的叶现林，是这个厂的小工头。“7月20日左右就停产了。”叶现林说，自己和几个工人仍然住在厂内搭建的工棚里，几个人分别来自贵州桐梓县、河南信阳以及四川宜宾。

　　工人王枣花，怀里抱着4个月大的孩

　　子。老板欠她900元工钱，为了这笔回家路费，带着孩子睡在工棚的她等了一个多月了。

　　叶现林掏出随身揣着的几张皱巴巴欠条：共欠7个外地工人13375元。当晚，记者给叶现林和代学芳每人50元钱，带他们到一家小旅店住下。

　　为了让他们早日结束苦等，记者立即与中江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肖开丰电话联系。

　　对于1万多元工钱，老板久拖不付给农民工一事，肖开丰的解释是：最近该厂产品价格低，厂子经营困难，停产了。不过，肖开丰表示，会尽快督促当地兑现农民工的工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18日早上，叶现林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我们又等了5天了，老板不仅没有给我们工钱，而且连人也见不到。我们现在生活在工棚里，日子非常难熬。求求记者再过问一下。叶现林哽咽着说。

　　镇长答复万元工钱等厂里产品卖了给

　　18日上午8时30分，记者驱车赶往中江。当日午后，我们被安排到一个茶馆，与通济镇的镇长张超伟，以及厂老板、福建人杨用锞见面。

　　张超伟说，杨用锞的厂因为经营原因现在已经关闭了，考虑到是我们引进的企业，欠了民工工资，镇政府已经接收剩余的

　　价值4万元的产品，经厂的投资者同意，由我们负责处置这个厂，将该厂进行拍卖，所得费用除了给付农民工工资等厂里生产欠下的10多万元费用外，剩余的全部给投资者杨某等人。“我们把产品卖了，会马上对付农民工的工资。我们已经和外地的农民工商量好了，我们先给他们1万元，剩余的钱，等以后厂里的事情处理完了，有剩余的钱，就给他们汇过去。”张超伟说。

　　“那这一万元，什么时候可以给农民工？”记者问。“我也没有办法给一个确切的答复。”张超伟说，最近下雨，某厂的产品运不出去，卖不掉。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月、一年没有卖掉，就一直不给？农民工就这样一直等下去？”

　　“你们哪天把这些外地农民工的钱给了，我就哪天离开中江县。我可以和农民工一起吃住，一起讨薪，我们也会逐一向县

　　委、德阳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记者这句话，让现场的气氛一度变得有些窒息。

　　记者交涉借钱垫支民工领到工钱回家

　　这时，张超伟和肖开丰等人商量后，决定由通济镇政府借钱，先期垫付1万多元工钱给代学芳、叶现林等人。傍晚6时30分，叶现林代表几位农民工领到1.34万元工钱，再当场将工钱分发给另外几名民工，然后和其他民工一起离开。其间，老板竟对民工说是“一条喂不饱的狗”。

　　拿到钱后，代学芳没有银行卡，钱揣在身上又担心在路上遗失，于是，她留下800元回家买车票等费用外，将4000元交给记者，委托记者通过银行转交家人。昨天中午，代学芳的女儿“郑州玉儿”发来短信，称记者代她母亲汇到家里的4000元，已经一分不少地收到。

　　为了讨要1.3万多元，几名民工在中江县一个小厂的窝棚内，苦苦等候了一个多月。直到记者帮忙，并以和民工们一起等到拿到工钱为止表明“坚定决心”，最终才在当地政府协调下讨到了血汗钱。如果没有记者帮忙讨薪，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可能有N种选项。但在相关部门不积极作为的前提下，基本不外乎三种“结局”：民工拿不到工钱；最终拿到工钱要等到猴年马月；或者再次出现让人心酸的“跳楼秀”等。

　　其实，记者帮忙讨薪，甚至表决心帮忙到底，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正常甚至滑稽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在民工拿到工钱之前，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或许，通济镇镇长张超伟的一番话能侧面反映一些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接收该厂剩余的价值4万元产品，我们把产品卖了，会马上对付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是，你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卖得出去、卖不卖得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以“未知数”式的答复而不

　　是主动协调，或者强制企业主支付薪酬来应对民工的讨薪，显然有消极作为之嫌。

　　让人心寒的还不仅如此，记者前往调查的时候，该厂老板竟当着记者的面，斥责民工是“一条喂不饱的狗”。如此的话从一个企业老板口中出来，或许代表了不少拖欠民工工资的无良企业主的心声，不难理解这样的企业无法不倒闭，也不难理解时下民工讨工钱为什么会这么艰难。

　　当然，导致民工讨薪难的原因确实很多，如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欠缺，如有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唯利是图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更为深层次的因素须引起各方面充分的注意，解决民工讨薪难，必须从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保障民工获得报酬权等入手。更为关键的是，要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的仲裁、诉讼和证据立法等，这也是长远的治本之策。 王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