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招待所里，李江仍穿着强行突进汶川时的一身迷彩服，脚上穿的胶鞋还带着泥巴，他有点无所适从。“我想回去。”他不止一次重复，“我在这里享福，可我的战友们还在那边受苦受累，我想赶紧回去和他们在一起……”他的眼圈又一次红了。

　　5月15日，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第一政治委员孟建柱、政治委员喻林祥签署通令，给抗灾中率部队首先进入汶川县城的8740部队参谋长王毅记二等功。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李江与战友徒步21小时，成为进入汶川的首支队伍。第二天下午，李江又沿原路，徒步20多公里后，搭乘军车到九寨沟机场，从成都飞到北京，传出灾区的第一份影像资料。

　　没有灯光，没有人声，四周笼罩在一片黑暗和寂静之中。作为武警部队的侦察参谋，李江一直走在最前方，随时勘察地形。眼下，他和战友们刚进入汶川县城的头两个街道，看到路旁还有几座没倒的房子，他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一片废墟。

　　一片沉默中，部队继续前行，只有影影绰绰的手电光和脚步声。忽然，一点灯光出现在不远的前方，在黑暗中显得格外醒目。20人的部队迅速沿着灯光方向前进，走近看原来是汶川县公安局没有受伤的干警，利用小发电机点亮了县城中心的一个路灯。在微弱的灯光下，这几位警察还在执勤，维持秩序。他们周围，还有同样寻灯光而来的十几位受灾群众。

　　这几位公安干警和十几个老百姓站成一排，朝着武警战士用力鼓掌。天色很暗，李江说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听到那掌声，我就想，值了，整个路上付出的一切代价，哪怕是牺牲，也都值了。对他们来说，看到我们身上的绿色，就是看到了希望……”

　　5月13日23点15分——这一时间被定格在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史上，李江所在的武警8740部队200人的先头部队，徒步行军90公里，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队伍。先头部队携带了一部卫星电话，以最快速度送到汶川县城，正是这部卫星电话，使得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在与汶川中断联系33个小时后，终于获得了来自汶川的消息。

　　然而，“到达”只是他们一系列任务的开始，上级给参谋长王毅的命令是：“限3小时内开辟空投场、空降场！”第一天天气恶劣，直升机无法下降。第二天，李江走出灾区时，看到了在头顶盘旋的直升机，他在心里对自己微微笑了一下。这天下午，李江沿着原路徒步20多公里后，搭乘军车到九寨沟机场，从成都飞到北京，向外界传出了关于灾区的第一份影像资料。

　　5月12日14点28分左右，正在马尔康营房的李江也遇到了地震。几分钟后，他和战友们马上得到了关于此次地震的信息：7.8级。“虽然我们都没经历过大地震，但是我对唐山地震还是有印象的。一听说这次的震级，我就意识到这次地震的危害性有多大了。”营房的房间里也有了裂痕，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我们是当天下午15点左右接到的直接来自武警总部的命令，1小时之内，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完毕。”李江回忆，每个人带了包括压缩饼干和水等两日的粮食，17点，参谋长王毅带领670名武警，已经从驻地准时出发。“当时下达给我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从马尔康出发，起初的路况尚好，沿路也有工程机械在抢修通道，经过鹧鸪山隧道，到达米亚罗风景区，继续向东。而路况也越来越艰难，到处的塌方使得道路严重受损，而两旁山上，不断地有巨石跌落下来，“最大的甚至会像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那么大”，沿路还有几辆被砸毁的汽车。石块、树枝，甚至一人张开双臂才抱得住的大树也不断跌落下来，小的碎石则不计其数，参谋长王毅的那辆车被一块碎石击中，将挡风玻璃砸出一大窟窿，所幸没人受伤。

　　5月13日凌晨1点，车队在古尔沟温泉山庄附近再往前七八公里左右处停了下来。前方的路因地震已彻底中断。李江的任务是负责前方勘察，他将情况报给参谋长，王毅立即向武警总部领导直接汇报，得到的命令是：“强行步入！”

　　原来600名官兵组成的队伍被调整成更精干的200人。四周漆黑一片，唯一的照明便是手电筒。此时路上到处都是塌方，70％以上的路面损坏，桥梁全部被毁，在6级左右的狂风和大雨下，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困难。大家互相搀扶，边开路边前进，有时手脚并用，爬着一步步往上挪，有时又要像坐滑梯一样从山包上滑下来。

　　更危险的是接连不断的余震以及由此导致的泥石流和塌方。“因为晚上视线不好，我们强调‘观听’。”李江和战友们在路上遭遇了好几次余震，每一次余震前，整个山间会先传来一阵阵沉闷的轰响——李江戏称为 “大地的怒吼”,轰隆隆的巨响一阵紧似一阵，在夜间的山林里，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200人组成的先头部队中，又有一个15人左右的小组走在最前面，李江便是其中一员。

　　这一夜，应该是李江有记忆以来最漫长的一夜，险情一个接着一个，一路上神经都绷得紧紧的。200人的先头部队先到达了理县，让大家欣慰的是，理县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理县政府仍在运作。大家喝了点粥，补充给养。短暂停留1小时后，他们再次上路。

　　16点多钟，部队到达了车皮沟。经过长时间山水、雨水的浸泡，这里形成了10米多宽的泥石流，挡住了去路。王毅和连长白文汉率先跳进水中，其余队员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手拉着手，趟着齐腰深的泥石流艰难前行。

　　越接近汶川，路越危险。有一段路完全被塌下来的泥土和碎石覆盖，形成了一个陡峭的大斜坡，而另一侧就是滔滔江水。“每通过一个危险地段，大家都握一下手，甚至拥抱一下，作为军人，不需用语言来表达什么，但彼此心知肚明。”经过 1个小时左右到达一个村庄时，路几乎全部断掉。“这时村长告诉我们，前方有一条古栈道可以通到汶川县城，他愿意为我们带路。”通往汶川县城的古栈道非常窄，仅可容纳一人侧身而过，而且在接连不断的余震和从未停歇的雨水中，这段古道极有可能塌下来。

　　考虑了10分钟左右，参谋长王毅决定继续前进。“参谋长还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从参谋长到下面的士兵，大家手牵着手，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向前行，而脚底下河水那湍急的流动声听得清清楚楚的。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部队终于进入了汶川。因为另有任务，李江并未像其他战友那样深入到各乡镇开展救灾工作，而是必须马不停蹄地走出来，向外界汇报情况。“到了九寨沟机场，我跟机场工作人员说，我是从汶川来的，要到北京汇报情况，他们10分钟之内就给我办好了登机手续。”从九寨沟到成都机场，情况亦如此。

　　一直到北京住进整洁的招待所，李江都不舍得脱下那身迷彩服，李江穿着它，从马尔康到理县、到汶川，也许这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我要把它留给儿子做纪念。”今年30岁的李江是南充人，儿子刚出生50天。他相信，有一天，他会亲口告诉儿子，自己的家乡曾经历了怎样的灾难，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又是怎样顽强地站起来，面对这一切。这是他家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

　　当李江准备第二天返回抗震一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请求──到天安门广场，代表他们师所有官兵向国旗敬个礼。当国旗护卫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经国旗管理委员会批准，将一面刚刚从天安门降下的五星红旗交给了李江，让他把国旗带到汶川，让这面国旗给灾区人民和抗震官兵带去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