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河南 教师）

　　2007年，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为确保申遗成功，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目前遗产地保护正面临困境。

　　有关报道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因此，我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可能需要一个世纪。这样的景象只能用荒诞来形容之———“中国式申遗”。

　　贵州荔波“拼申遗”是“中国式申遗”的典型缩影，更显现了当下地方政府的一种“权力叙事学”。首先，贵州荔波“拼申遗”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求，而人为创造“文化遗产”的典型。其次，贵州荔波“拼申遗”的权力叙事表明，地方政府只对那些能够申遗成功的下工夫。据说，存在这样一条规则：能评上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全力支持；能上省、市级的，适当支持；什么都评不上的，基本不支持。这是“权力叙事学”的核心精髓所在。最后，之所以“拼申遗”，之所以趋之若鹜，不在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至于浪费多少钱，是不是有可能帮助“文化遗产”，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当然，也就出现了贵州荔波“拼申遗”的财务陷阱。

　　当下，我国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已经不堪重负，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遍体鳞伤，近乎病入膏肓。当“中国南方喀斯特”和开平碉楼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时，我国就有六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尤其是“三江并流”，如果得不到有效整治，其称号很可能被吊销。如此“拼申遗”，如此“中国式申遗”难道不是一种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