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等四个中国艺术家涂鸦的柏林墙仿制品被送到德国，以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实习记者/王洋

　　王广义、黄锐、徐冰和张晓刚四位中国艺术家的“柏林墙”涂鸦作品，于8月13日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展出。

　　这是柏林市议会与歌德学院合作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举办的“柏林墙之旅”活动的一个环节。7个国家的艺术家对20块仿制柏林墙涂鸦后，送去德国，和德国当地艺术家及普通人的涂鸦一起在11月9日集中展出，重现当年的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东德)政府宣布放松人民去西部旅游的限制，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 沙博夫斯基误解了这一命令。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拆墙，昔日由壕沟、电网、警犬、地雷和警卫保护的大墙轰然崩塌，此举加速了两德的统一。

　　王广义的作品以拆墙为主题：老民兵正在拆墙；红、黄、黑三种主色调，画面围绕着众多的数字1989和两句感悟性话语。

　　西面是涂鸦，东面是白的

　　德国人在狂喜之下几乎拆光了柏林墙，只有一小段遗迹被保留下来，小贩生财有道，在遗迹附近出卖墙体残片，近年来的价格在3～10欧元不等，这些残片，以带有涂鸦的为珍贵。

　　王广义早在5月就接到了德国主办方的邀请：在仿制的“柏林墙”上涂鸦。他让助理尽量多地搜集有关柏林墙的资料，然后确定创作意向再动手。留给墙上“涂鸦”的时间仅十天左右。

　　“我把它想清楚了，具体要做什么，我十天、七天就要做完，如果做不完也是做坏了。”王广义说。

　　他在研究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柏林墙的两面有着明显的不同，靠西德那面的墙壁画满了涂鸦，而靠东德那面的墙是白的。

　　“东面柏林墙，靠很远就被封锁起来了嘛，不可能画的。但西德那边就相对自由嘛，谁愿意画谁画。这对我的印象深刻，很有意思。东德不让画，这个对我很重要，其他艺术家可能考虑问题和我不一样。”王广义说。

　　细心的王广义将这处细节融入作品之中，“我最后在实现这个工作时候，也是有一面没有画。我是想追寻历史的事实。这个墙放到任何地方，无论怎么放，都有一个东德、西德的假设。”

　　有的艺术家在原始的墙面上，进行了铺水泥面等的二次创作，王广义强调他更想遵循德国运来的原始材料，不做任何的加工处理。

　　神奇的东德人民创造出了各种翻墙手段：最早只有墙的时候是通过跳楼或者撑杆跳(只要一声大喊，西边的同胞就会搬出床垫接应)翻墙，等到墙附近成为封锁线或者无人区的时候，人们采用藏身汽车后备箱、钻进交响乐团音箱、挖地道(深 12米，长150米以上)、造微型潜水艇和手工制作热气球(为了躲避子弹升到了2800米)等方式来翻墙。

　　这是一种黑色幽默，是拿生命赌博：在1961年柏林墙建成后，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精神上的墙依然存在

　　《柏林墙》这个装置作品，仍然使用了从“文革”张贴画中走出来的工农兵形象，承袭了《大批判》的创作风格。

　　王广义有着深刻用意：“用了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中国在冷战时期是社会主义代表，前苏联解体之后，用这个象征性的形象，能够表达我的一个概念。”

　　他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人”在拆墙的这样一个动作，是想说明：“其实拆掉一个墙很容易，用几天就可以把这个墙拆掉，但是，精神上的那个墙，可能是永远存在的。即使是在今天，冷战在所有人心中构成的精神的墙永远存在。”

　　柏林墙当年在东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反法西斯防卫墙”，当时有人时常把柏林墙、朝鲜的三八墙和中国的长城相提并论。“长城是为侵略立的，是为了守卫的。对西德人而言，东柏林人愿意跑过来也无所谓，但主要是东德不让跑，这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都是墙。”王广义说。

　　王广义在画作中直白地加入了两句话：“今天这个世界的格局，仍是冷战时期埋下种子的结果”和“所有关于政治和哲学的本质问题，就是寻找敌人。”

　　他承认这作品并不存在创新之处。在他看来，“也不应该创新。德国人需要的就是这种熟悉的形象，这种熟悉的风格。知道是我的东西，如果我改变了，反而弱化了这个活动所特定的含义了。我要保持这种东西，它和正常创作是不太一样的。 ”

　　绕不过的《大批判》

　　王广义要保持的，就是他的《大批判》风格，这是迄今为止他最著名的作品：“‘文革’中政治招贴画+国际驰名商标”就是王广义《大批判》系列的重要标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广义的艺术生涯起步：《凝固的北方极地》和《后古典》系列引起艺术界的关注。随后的《毛泽东》系列作品，让他有了名气。1990年代初，在湖北工业学院任教的他开始了《大批判》的创作。之后的《唯物主义》、《冷战美学》、《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等作品，却都没能盖过《大批判》的影响。

　　独立撰稿人、批评家凯伦·史密斯说：“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吸引了西方艺术界的想象力，确立了他作为前卫派领导者的地位。在这些作品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商品消费主义相遇冲突，王广义泰然自若地挪用那些描绘中国大步走向理想化明天的社会主义宣传画中的形象。通过这些，他用不同的西方驰名商标代表消费保护行动的忧虑。他们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消费主义浪潮冲击的社会大气候。”

　　在史密斯看来，“在改革开放时代，这两种对立的观念相融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关于私人积累财富是可以接受的、是好事这样的个人承诺之中。”

　　王广义有些无奈地表示，《大批判》的关注度高固然是一件好事，说明它的影响力极大，同时，过多的关注，也会掩盖了他的其他艺术品的光辉。“人们已经不大关心或清楚作为艺术家我的思想是什么。”

　　公众和观看者对《大批判》更有兴趣。“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图像。无论他受没受过教育，谁看都能懂，谁都可以说两句，好或不好。”王广义说。

　　有批评家认为，《大批判》反映的是“在过了中国政治高峰而走向经济高峰时，艺术家们浮躁的创作心态，是我们的历史发展到商业社会时的世纪病态”。

　　王广义欢迎误读性的批评：“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完成，没有办法左右人们怎么样理解它。我倒觉得有的时候误读某种意义上讲，更放大了你的作品可能包含的意义。误读反而丰富你。如果你创作一件作品，而没有任何误读，那这件作品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去年6月29日在法国巴黎的拍卖会上，王广义的《夏奈尔5号》被一位法国买家以13.53万欧元的高价拍下。

　　“拍卖的那个事情导致媒体对艺术家的价格变化的关注，完全是老百姓的观念。”不过王广义也没忘记提到他卖价最高的作品，“十年前，我的《毛泽东》一万元就卖了，但现在拍卖价好像是3200万，完全不能想象，所以它拍到天价都跟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