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丽丽

　　京官“落地”利益相关三方中，地方是最积极的。正如一位地方领导所说，“在当地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跟国务院部委的联系和影响都不是很强。通过对这些国家部委官员的引进，客观上便于引入更多项目和资金，带来新的理念。”

　　2009年6月，13名来自中央金融单位官员“空降”湖北，分别挂职武汉、随州、黄石等13个市州政府副市(州)长。此后不久，6月30日，11名来自发改委、财政部等中央财经部门的年轻干部空降重庆，在相关部门担任两年左右副职或助理。

　　此轮中央干部挂职地方的高潮隐含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意蕴，这是自2005年中组部选派百人挂职东北三省，务实推进国家振兴东北的战略部署之后，京官“落地”又一波。这一轮大规模选派干部赴地方挂职，既有地方积极运作的影子，也有中央的良苦用心。

　　湖北和重庆“空降兵”

　　京官空降，为什么选择湖北和重庆？

　　200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要求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中部的中心城市，支持武汉城市圈构建中部金融中心，进行金融综合配套改革。而2009年2月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从中央这两项战略部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湖北和重庆成为京官“落地”的首选地，这同时透出中央向地方交流干部的用意。

　　不过，有中央政策的倾斜和支持仍不够，地方运作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年初“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若干意见”一出台，重庆市委组织部就酝酿如何整合资源，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最后决定邀请国家部委选派优秀干部到重庆挂职。于是，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陈存根等赴京，约请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诚挚希望有关部委选派年轻优秀干部，到重庆挂职。

　　无独有偶，湖北省委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把武汉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大局出发，构想引进中央金融人才，并通过积极运作，取得了中央组织部门和派出单位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潘立刚、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存根亦属空降京官。潘立刚此前在中组部任职多年，陈存根此前任人事部副部长，负责干部人事工作。这一优势，也是促成此轮京官落户两地的重要因素。

　　“落地”动力

　　挂职锻炼涉及组织部门、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等利益相关者三方。组织部门为了落实中央政策，选拔中央干部挂职地方无疑是建立省市与中央部门沟通的渠道，促使中央政策在地方得到更好地落实。

　　2008年6月21日至30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在各部委中抽调219人组成调研组来重庆，为制订后来的“三号文件”(国发〔2009〕3号)开展集中调研。此次到重庆挂职的干部中，有部分就参与了当时的政策制订，京官落地有利于实施好这些国家政策，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提高上级行政机关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政策的执行力度。

　　对派出单位来说，也有向地方交流干部的积极性与动力。各部委领导岗位职数是有限的，为了年轻干部的职业发展，向地方输出挂职干部可以为其搭建事业平台。以此轮落地重庆的京官为例，在原单位担任巡视员等非领导职务的就占一半，而下挂地方都是有实权的领导职位；湖北的挂职干部除了选派到武汉市的干部没有担任市委常委外，其他12人均担任当地市(州)委常委。京官“落地”，工作从虚到实，事业平台更加宽广。

　　派出单位的另一个动力来自挂职地方，能够为中央派出单位培养干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矛盾集中，且无法回避。真可谓“上边千条线，下面一针穿”。至今，挂职已经成为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

　　京官“落地”利益相关三方中，地方是最积极的。正如一位地方领导所说，“在当地成长起来的本土干部，跟国务院部委的联系和影响都不是很强。通过对这些国家部委官员的引进，客观上便于引入更多项目和资金，带来新的理念。”此言道出了地方真实的想法和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成长起来的官员受牵绊太多，不好开展工作，无法快速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央的一些决策，而空降京官在当地社会关系简单，开展工作相对超脱。

　　如何制度化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13名来自中央金融单位的官员“空降”湖北引人注目。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余晓晨，此次挂职恩施州州委常委、副州长。余晓晨“空降”湖北的当天，恩施州人民政府就与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未来三年，农行将向恩施提供不少于100亿元的意向性信用额度，全力支持重点行业、重大项目建设。

　　国开行“空降兵”金哲的到任，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保持深度合作的黄石来说，让当地政界、企业界产生许多联想和期待。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金哲的到来，将进一步密切和深化黄石与国家开发银行的联系。此次挂职者之一的赵军，作为央行地方分支机构负责人，他积极关注中央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的落实情况。他认为将地方的情况反映上去，做好对接是重中之重。

　　湖北在“空降兵”的任职问题上，充分考虑到了中央金融单位与当地政府在项目与资金、情感与合作的诸多因素，其任职安排可谓是别具匠心，力求在挂职者一年的期限里，起到立竿见影的效力。而重庆给此次挂职干部安排的岗位，都在主导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由于重庆下一步按照新定位的改革和发展牵涉到很多重要部委，此次来自各国家部委的挂职干部，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指导、督促和推动作用。

　　京官“落地”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软肋。对地方政府来说，更愿意接收来自发改委、财政部、金融等强势单位的挂职干部，这些部委的干部有更多的人脉资源。笔者在访谈某部委的人事干部时，了解了弱势部委向地方输出干部的难处和困境。一方面地方在接受弱势部委的挂职干部时，没有提供实权岗位；另一方面一些部委领导职位有限，人员晋升机会很小，加上论资排辈，年青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更大的挫伤。可以说，京官“落地”会在部委间产生马太效应，强势部委更强，弱势部委更弱。

　　另一方面挂职干部为自身晋升作准备，会积极跑“部”，获取最新政策信息，引进项目或是获取政策倾斜，以积累政绩。这正是部分挂职人员成为跑项目的联络员的缘由。有些基层部门充分利用中央国家机关挂职干部的“优势”，为其安排极少的基层具体工作，让其长期“驻京”，专门负责疏通“上面”关系，传达各种信息，成为变相的“跑部钱进”，助长了权力寻租之风。

　　另外，地方对待挂职干部实用色彩明显，如果挂职干部没有带来项目、资金及政策导向信息，那么难以立足当地，而当地也会视挂职干部对上活动能力决定其重要性，如此一来，更加促进挂职干部的短期行为与显绩的追求。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挂职干部本身就将挂职看成是镀金，是短期行为，认为挂职锻炼是为下一步的提拔重用作铺垫，所以工作缺乏长远目标，使得挂职地方变成职业升迁的一个跳板。

　　中央与地方交流干部，挂职锻炼是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何将这种交流模式规范化、法治化是目前的制度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