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护弱，执法平等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医闹惯用造势手段：停尸医院，高举条幅，聚众哭闹。其吵吵嚷嚷的声势、哭哭啼啼的场面，已经是无言的广告。加之不断向路人散播医院治死人的“恶迹”，难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导，给医院造成恶劣影响。

　　医闹行为的日嚣尘上，从最初的带有维权性质，到现在的不问青红皂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谴责。诸如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抗议医闹时，周围群众得知真相后，深表同情，自发给静坐的医生送水。

　　真相大白时公众的深明大义，与不明真相时的群体骚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会为各地处理医闹事件提供一点启示？

　　软执法危及长远

　　医闹行为，掺杂着太多过分的利益诉求。不少医闹者目的就是以“闹”谋钱，一口咬定“赔钱就走人”，这已明显是在挑战法律界限了。

　　但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行为上却举棋不定。

　　自去年以来，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地，发生了一些由小事情偶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影响之恶劣，令各地政府心有余悸。且当地政府受到的问责，更是令各级领导干部时时自危。

　　医闹事件中，患者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者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

　　弱势一词，成为医闹者的护身符、法律的约束似乎也无能为力。

　　因此，一旦出现医闹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者。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 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

　　这样做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医闹凶则倒向医闹；医生抗议，又倒向医生。这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政府威信大大受挫。何况，这不仅仅是南平一个地方的应对之策。

　　如是，医闹日益猖獗。从长远来看，经济赔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执法从软削弱法律尊严，医闹成风扰乱社会秩序……种种社会负面影响，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一遇导火索就大面积燃烧起来。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偏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

　　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法律的引导力量

　　医闹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非法获利的追逐。依法打击医闹，不仅将斩断医闹们非法获利的妄想，而且相应的法律制裁，对非法医闹们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长久以来，医闹群体仗着法难责众，越来越嚣张。从最初的十几数十人，到现在动辄上百人；从围堵医院破坏就医环境，到围攻医生实施人身伤害。

　　殊不知，作为临时凑合的混乱组织，医闹群体实际上很盲目，也很脆弱。为着各自的金钱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像打工一样，出一天工挣一天钱而已。如果发现警方动了真格，不仅钱挣不到，还可能被拘留，没人会愿意干这“赔本生意”。

　　此外，对于领头闹事的患者家属，也需要表明立场。引导患者家属走合法渠道解决医疗纠纷，不仅是规范医患秩序的必须，同时也是对患者家属的一种保护。社会上不明身份的医闹者，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给患者方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

　　2007年7月22日，一孕妇在广东南海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在院方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出警拘捕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杨于是回到法律轨道上，起诉医院。但杨当初率领冲击医院的人，绝大多数是雇来的职业医闹。这些人既没拿到钱，还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因此，依法处理医闹，尤其要对职业医闹以及混迹其中的黑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副教授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医闹”黑名单，在一些事件中发现“职业医闹”并记录在案，为今后治理“医闹”事件、防止事件升级奠定基础。

　　别让全社会迷恋弱势

　　◎本刊评论员

　　一夜之间， “弱势”这个昔日遭人嫌弃的苦主标签，突然就变得炙手可热，人人都争着往自己的身上挂。只不过乾坤倒转，昔日的强者用它来“示弱”，原先的弱者则用它来“逞强”。

　　教师喊弱势，被学生和家长当出气桶，一不小心还被捅一刀；医院喊弱势，被医闹们喊打喊砸，任宰任赔；“公务员也是弱势群体”，过去是民不与官斗，现在是官不敢与民争，一旦被网络“人肉”，往往身败名裂。如今就连政府也频频“祭出”弱势，如王帅事件后当地公安不敢正常执法；同样的在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中，局面已经失控到流血，在场的警察还在“待命”。

　　政府为何如此“示弱”？原因很多——社会矛盾的累积、社会人心的浮躁、群体性事件的无厘头发生、官员问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石首事件或许是“弱者恒无罪”的另一种诠释——当后来公安依法抓捕部分打砸抢烧人员时，就招致了一片非议骂声。

　　弱势一词，俨然已占据舆论的制高点，成为违法免责的道德护身符，因此让政府也忍不住要向它纳“投名状”。然则，有的人借它来僭越法制，个别心怀不轨者用它来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如本期策划中的职业医闹者；现在政府又拿它来推诿卸责。这种令人吊诡的“弱势”风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更与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南辕北辙。

　　一个社会要走向和谐，要有能够维护善的力量，同时也要有能够制约恶的力量。这一力量被人民授权给政府，政府既不能用它来作恶，也绝不能放弃它来姑息养奸。如果仅仅因自身的利益权衡而丧失惩恶扬善的标准，那政府存在的价值何在？如果连公民的基本安全和基础的公共秩序都无法保障，这样的社会，枉谈和谐。

　　《南方都市报》说，当“一个体制下每个群体都宣称自己是‘弱势’群体，实际上意味着每个群体都在试图逃避自己要担负的社会责任”。同样，当全社会的人都宣称“弱势”，实际上意味着这个社会的运行已经脱离了法治的轨道。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表现，实质是为一时事态平息而以牺牲法律为代价的“抹和”，某种程度上是对“暴民政治”的变相鼓励，不仅令人有群起效仿之虞，并势必对社会价值人心造成长久深远的伤害。

　　政府如何在多元利益冲突中协调出和谐社会，如何在履行职责与尊重民意中取得平衡，考的是执政能力，关键是否真正依法行政。只有法律强势了，社会才能真正通向和谐；法律不强，则人人皆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