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韩国曾经是亚洲的典范。1999年后，由于韩国对电影业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每块银幕播放本土电影不少于143天的配额规定，让韩国电影业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期。

　　陈国星导演认为，韩国是个很开放的国家，但是他们在民族电影的保护上是毫不客气的。“咱们也看到过游行，像‘ 光头运动’，都是与他们保护民族电影、民族文化产业有关的。他们拒绝完全敞开，因为一旦完全敞开，那本土电影就彻底死了。这对于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下一代与喜爱本土电影的观众来讲，是不公正的。”

　　到了2006年，韩国政府为促进韩美贸易协定的顺利签定，将国产电影配额减半至73天，此后韩国电影发展情势日渐衰落。面对这一情况，尹鸿教授表现出了对国产电影的自信：“我国在各个方面市场的强势，使得我们的让步没有那么大，我们没有给他国留那么大的空间。我们国家有很多个关口在保护民族工业，所以不大可能像韩国那样基本失守。”

　　“此外，中国和韩国还有一点不同，我们有非常大的本土市场，这个市场足以支撑本土文化发展。如果我们能够适度改革，加快市场化，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些年也确实证明了，民族文化只要适应市场需要，都是有竞争力的。我们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罢，如果真的市场化程度高了，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尹鸿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何伟文也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很有信心，他认为，即使WTO最后支持了专家组的报告，“这表面上看起来会很大地改变现在的市场格局，但我认为只会在短期内造成冲击，但不会有大的变化。市场放开了以后，消费者也不一定会选择美国的产品，比如美国大片就不太可能完全占领中国的电影市场。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促进，让中国自己的产品提高竞争力，真正出一些好作品。”

　　在此次报告中，美方还认为，美中之间2000多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与中国市场的高盗版率密不可分。所以有专家指出，这项裁决一旦实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盗版侵权的生存空间。

　　陈国星导演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向欧美国家开放音像印刷品市场未必是坏事，“我认为通过正当渠道购买正版产品的习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养成购买正版的习惯。”

　　尹鸿指出，WTO的此次报告对我国文化企业未来的发展，或许会有一定好处，“现在我国还是由国有公司来负责电影的进口。国有企业适度地逐渐做一些开放是有益处的，因为对比来看，我们的文化产品要走出去也是非常难的。比如你不能合资，也不能利用国外资本来建立文化企业，你就会发现，你要生产出适应国外需要的产品是非常难的，进入国外的分销渠道也非常难——产品不适应当地的文化，或者没有发行渠道。所以有时候这种让步，是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时候必须要做出的。”

　　李顺德也表示，“对中国来说，首先要把我们的相关产业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和对手面对面地竞争。现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版权产业，包括电影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我们自己拍的电影越来越多，也在走向国际市场。我们应该顺应潮流，按照W TO的规则，不再单纯地把电影产业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还要考虑到它们也是市场的产品，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真正地把产业做好。”

　　亚洲的前车之鉴

　　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受到美国的压力与贸易制裁，不得不制定了更加符合美国影视商业利益的著作权法案以及开放电影拷贝限制。

　　据被称为“台湾新电影之父”的台湾资深电影人徐立功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台湾影片可以在30-5 0家影院上映，到了90年代，就减少到7-8家，这几年连一两家都保不住了，有时几乎所有影院都不放映台湾本地电影。 ”台湾本土电影人才也因此大量流失。1998年，台湾本土电影生产数目不到20部；2001年1~10月间，仅有11 部；2006年，台湾电影在台湾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62％。面对台湾电影的惨淡景象，有媒体认为“再多的影展奖项都无法遮掩台湾电影全面崩盘的事实。”徐立功亦无奈声称，台湾影坛早已“被好莱坞洗得很干净了”。

　　韩国电影在1999年也遭遇了被迫开放外国电影配额的景况。韩国影人因此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多方压力下，韩国政府最后继续维持韩国每家电影院的每个放映厅一年必须放映146天国产电影的政策。2005年，韩国本土电影占领了59％的市场份额。

　　然而为了配合韩美FTA(自由贸易协定)顺利推进，韩国政府决定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将本国电影年放映天数降至73天。此后，韩国电影市场日渐衰落，电影人纷纷到好莱坞或亚洲其他国家寻求发展。2005年末上映的《王的男人》曾获得1230万观看人次的高票房，此后4年，仅有《汉江怪物》将数字刷新成了1302万，并保持至今。

　　环球杂志2009年第17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