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章元：“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这个污染物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难降解，就是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如果我们等它降解完了，在我们人体里它要累积下来，还是迟早还要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但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我想强调的是，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技术，也是一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技术，那么很多人担心它会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说一句话，我们还不至于愚蠢到花大钱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不至于愚蠢到这程度。”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噁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王维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总而言之我不说专业的，专业的技术角度来克服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从专业技术角度完全可以克服这个事，克服这二噁英。”

　　然而王维平的这一说法，同样遭了垃圾焚烧“反对派”的质疑。采访过程中，北京六里屯居民丁捷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名为《反对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意见书。在这份的意见书中，丁捷特别向我们强调了关于垃圾焚烧过程中对二噁英进行监测的问题。

　　丁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二噁英分析实验室郑明辉教授，指出二噁英不能在线检测，正因为二噁英检测和化验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截止到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没有一个焚烧厂能够做到在线监测。”

　　而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同样是道难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环境化学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哈瑞：“人们很想做(二噁英的实时监测)，也有很多的研究，但到现在，虽然有进步，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也许5年、10年后也许可以，现在最快的监测速度只能做到12个小时，非常难做到。”

　　丁捷：“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超标了，因为无法检测所以人为无法控制它，那就(可能)变成很随性的一种排放。”

　　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却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美国环境保护署曾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普通美国人体内发现的二恶英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垃圾焚烧厂在美国逐步失去市场，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新上项目更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况，但是新兴国家，由于正在给垃圾寻找出路，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除了对二噁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

　　赵章元：“非常昂贵，它这个生产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我们现在的大型都是十几个亿元，所以它很贵。”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项目，多数采用的是进口焚烧设备。如广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达7.25亿元；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投资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投资7.5亿元；而深圳市的7座焚烧厂中有5座引进的是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

　　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赵章元：“有一个趋势，我认为这个世界总趋势，垃圾焚烧法是要逐渐萎缩这是不可改变的。”

　　赵章元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二噁英专家约瑟夫·迪冈的认同。他告诉记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统计显示，美国的生活垃圾焚化炉从最高峰时的171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02座，并从1995年起再没有新建过一座垃圾焚烧厂。而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这位美国专家也提出了忠告。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我相信很多公司现在都瞄准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他们垃圾中的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针对垃圾焚烧厂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国家环保总局，对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是否准确、周边环境容量是否能满足需求、工程地址是否符合条件、二噁英排放是否会污染京密引水渠、周边环境敏感点的环境风向防范措施是否有效等关键问题上，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与北京市环保局还需要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决定“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同时要“在更大范围听取公众意见”，并特别强调“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赵勇：“有了这个缓建决定大家其实心里很高兴，在得知复议决定那天，小区有居民甚至燃放了鞭炮。”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也承认，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被叫停，对北京市实施垃圾处理改革的进程的确造成了影响。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门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该项目是否建设还在继续论证之中。

　　王维平：“我们搞环境工作，我们最怕的就是污染，我们付之毕生精力就是为了克服污染保护环境，所以我们认为老百姓关心环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非常乐见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不同的声音，我们首先应该认真的倾听，用科学来解释，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实事求是，我这么这件事。”

　　半小时观察：垃圾不能一烧了之

　　每个人都讨厌垃圾，但每个人又都每天制造着垃圾，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是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我们遇到了一场争论，让人高兴的是，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及时叫停了海淀六里屯焚烧厂的建设，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得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样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在垃圾处理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需要有新的技术，更需要创新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