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四世同堂

　　上海解放不久，祖父办理好与人民政府的移交手续，南下香港，出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

　　此时上海福熙路老宅被政府作为派出所用。二伯祖二话不说，腾出花园北端新造的一幢四层公寓楼给祖父在上海安个家，留个老窝。祖父则坚持亲兄弟明算账，一定要付房租。二伯祖拗不过，象征性收点房租以让祖父安心，岂知竟埋下大祸。60年代初有关部门以“私自出租物业却瞒报为自住”之罪将全楼没收，这对二伯祖打击很大，祖父终生为之抱憾。二伯祖却从不出一声责怪之言。

　　说起二伯祖这幢公寓式新房子，其实也孕育着他自己的一个四世同堂之梦。二伯祖共有四子一女，这第二幢房子是他特地为四个儿子设计的。楼高四层，每个儿子一层，每层为品字型南北三间，钢窗蜡地，卫生间壁橱设施齐全。奇怪的是，整幢房子没有造一间厨房。这是因为，二伯祖想当然四个儿子不会分家，总是聚在老房子吃大锅饭，否则何为四世同堂？谁知他四个儿子只有一个留在上海，四层楼的房子空空荡荡，可见人生，根本无法预先设计，也无法代绘蓝图！

　　1957年我父亲携全家从香港迁回上海，就在这幢四层公寓式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同住的还有当时三个尚未出阁的姑姑。

　　那时我们还奉行吃大锅饭(早饭自理，午饭除小孩子外都在各自单位解决)，最开心是晚餐时光，因为两幢房子相隔一个花园，所以每晚7点吃饭要打铃的，如不回家吃饭一定要先打电话回来告知，反正准时开饭，过时不候。四代人铺铺满满坐满两只圆台面，遇到星期天姑婆一家来还要加一桌圆台面。朝南打横一椅一几，就是太祖母的专座。1957年，政府提倡穿花衣裳，我家的女眷们立时热诚响应，花花绿绿的点缀着圆台面，很有花团锦簇的味道；男眷们还是拘谨的，蓝布人民装一身言语也不多，风头都被女眷们抢去。

　　大家庭几乎每个月都有人生日，有的一个月要有几个人生日，当家人二伯祖母都会一一记住老少无欺，公平对待。届时饭桌必有添菜并有长寿面吃，既改善了伙食，又讨了大家的开心，皆大欢喜。

　　人说十根手指有长短，大家庭中，谁也不甘做最短的手指。故而，大家庭的氛围一直充满竞争：男人比事业，女人比贤淑，小孩比功课，都是在暗下功夫。听起来似很让人吃力，但相比那种败家子当道的脱底棺材样只会吃老本的，我们的四世同堂大家庭充满进取和活力。

　　尤记得每逢大考完毕假期开始之际，必是各房小孩学生手册大展示之时，也是笔者最难熬之时。我家苦读蔚然成风，最优秀的是上海“家”字辈中的长房长孙、我哥哥程家濂。哥哥之名为祖父所起，一个“濂”字意喻清廉正直。哥哥1944年出生，正是抗战激烈之年，此时祖父受总行高层之嘱，死守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已沦陷，成汪伪天下，却要守住中国银行与自身的清白，又要与日伪周旋，谈何容易！作为长房长孙，我哥哥的诞生无疑令祖父很欣慰，取“家濂”这个名，或者也是祖父对自身一种勉励吧！哥哥百日，各界人士纷纷送礼致贺。祖父却考虑到国难当头，自己如若为得孙大办百日汤饼会，影响不好。但收了人家的礼总该有一份表示吧。正好此时在富民路197号中国银行俱乐部前有块空地，祖父遂将礼金集中再私贴一些，为中行员工捐助了一个网球场，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网球场还在使用。作为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哥哥可以讲是楷模，且是唯一一名共青团员。1962年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关于哥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四世同堂的长房长孙，简直可以是又一部《牧马人》！改革开放后，哥哥始得公平对待，从基层化肥厂厂长做起，直至山西大同市副市长。他一直牢记祖父对他的期望：清白廉正，在异乡洁身自好，是当地有口皆碑的“清官”。作为长房的父母亲，一直因我们兄妹俩而在大家庭中很自豪。

　　我的成绩单，是众人中最拿不出的，幸好我有我的闪光点——作文和英文。因此每逢展示学生手册之时，妈妈总像买鱼搭葱姜一样，必带我的作文簿，还叫我当场朗诵一段英文，我的拿手是安徒生的《Little Match Girl》(《卖火柴的小女孩》)，作文簿上老师的褒奖和漂亮的评分，总算为父母挽回面子。

　　犹如今天的香港人，白天讲英语穿洋装，晚上回家喝王老吉凉茶煲老火汤，布置时尚的家中还供着神位。我的长辈们白天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晚上是程家唯唯诺诺的灰孙子。每年过大年和端午、八月半，家里都会祭祖。仪式就在老房子的底层，用以间隔餐厅和客厅的大拉门敞开，朝南座北墙上是一帧帧历代祖宗像，上海人称此为“尊”，还有已故的太祖父照片。香烟缭绕中我们的长辈们穿着蓝人民装一个个虔诚地排队向祖宗叩头，少不更事的我们有时忍不住会笑出来，即遭来长辈们一个严厉的眼色，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笑。

　　随着太祖母高龄去世，新房子不久又被查收，我们不得不迁出二伯祖的家，从而结束了那令我十分留恋的四代同堂生活。直到“文革”前，每逢过年过节，我们还是要去新闸路1048号后宅相聚祭祖，直到“文革”开始，为避嫌疑，互相才疏离了。而今两房长辈都已相继去世或移民国外，因都散居各地很难再现当年四世同堂的盛况，难得回沪探次亲团聚，拼拼凑凑的一只圆台面也坐不满！

　　其实，在我的女儿出世时，我的外公也已实现了四世同堂的心愿，只是因为外公只一子一女，儿子又远在美国，所以就算四世同堂，也坐不满一只圆台面！

　　程家“富二代”

　　上海滩呼风唤雨之家的富二代之辈有的是，与之相比，我们程家算不上富贵人家，只是比辛苦创业的“汝”字辈和“树”字辈，我父亲叔伯的“传”字辈，相对算“富二代”。我父亲(程传翘，但他一直用号程学樵)为祖父这房的长房长子。祖父共有二子(我父亲和我叔叔)六女，程家门风，女孩子要富养男孩子要苦养，因此程家从姑婆起就是姑奶奶的天下。或许因为男孩子要打天下，不能太娇养，父亲和叔叔回忆小时候穿的长衫是“三色冰淇淋”。因为小孩子易长个，因此长衫总做得特别长，为方便行动，就在中间折叠起来，到长个了，就放一截出来，如是一截一截的，因洗晒程度不同而颜色深浅不同，故称“三色冰淇淋”。祖父对儿子特别苛刻，是有切肤之感。早年曾祖父服务的杭州张公馆和孙宝琦的孙公馆，可谓富甲天下，但几个富二代一世不务正业，互相比着花钱，钱花完了就卖祖屋分家。到我祖父已为中国银行经理的时候，一天，张家来祖父写字间报丧：张家三少爷去世。祖父立时去吊丧慰问，发现此时张家三少爷一家蜗居在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家徒四壁，除了一房子的姨太太和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三少爷遗体盖着一床旧被子，原来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祖父念着当年张公馆对太祖父不薄，当即一拍胸脯表示：“三少爷的丧事我包了！”此时满屋人“唰”一下向祖父下跪，这个场面令祖父震惊、感慨、惊悚，终生难忘。这就是为什么祖父对仅有的两个儿子特别严厉。

　　作为富二代的爸爸和叔叔，唯一可以称为“富”的，就是上的都是好学校。父亲清心男子中学毕业，入雷士德医药院专学生物化学，珍珠港事件后雷士德解散，父再转中法大学毕业，后入德资拜耳药厂做工程师直到赴港。回沪后听从分配在业余大学教化学，直到退休。

　　说起择业，家庭影响力是极大的。程家“传”字辈男孩子，受搞生物化学的二伯祖程慕颐影响多过我的银行家祖父程慕灏，或者他们目睹祖父太辛苦太奔波，如二伯祖只靠几滴药水和几台显微镜就一幢幢新房造起来，故而几乎所有“传”字辈都选化学、生化、医药等专业。我叔程诗英是上海葡萄糖厂总工程师和副厂长，我堂叔伯都是清一色医生、上海医药研究所工程师、大学化学专业教授……而程家的姑奶奶们几乎清一色都为英语专业，还有是音乐、油画或如我写作。

　　祖父和二伯祖因工作需要，都有自备汽车，但所有“传”字辈的父辈们上下学都是一辆自行车，从来不敢沾父亲的光享受一下私家车。父亲与叔叔唯一可以与自家自备车有肌肤之亲的例外是在家里客人散时，将几位长辈女客送回家！

　　祖父因子女众多，故而家中女佣也多，每个女佣负责照看一个或两个孩子。到我长大了这些女佣与我们家仍常有来往，逢祖父母从港回沪省亲，总会来看望老东家，我们小辈都以××婆相称！祖父一早有话发下来：“孩子们长大一定要记住看顾自己的女佣。”徐金婆是照看我爸爸的，爸爸每月都给她赡养费直到她去世。其他几位长辈也如此。彩贞阿婆更是在我们程家终老。

　　因为党的统战和对民族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只要不乱讲话被戴上帽子，上海还是有个上层社会小圈子，可以享受高工资及比一般老百姓平均工资高几百倍的定息。从这个角度讲，笔者一代或也可属“富三代”，可以住宽敞的公寓或独幢花园洋房，天天早上一杯牛奶。困难时期因市场有高价副食品(包括糖果西点)供应，仍长得雪白滚壮，仅此而已。在外面从来不敢狂妄自大，自觉高人一等。此外，就是家中堆积的唱片，老的英文《读者文摘》和《生活》画报，大人们言谈中许多有关家族之树庞杂却又涉及各领域的各种逸事细节……对我来讲，这倒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

　　我们从小被告诫：上天让嘴巴生一只，而耳朵生两只，就是要让人多听少讲，以防祸从口出。在大人们感叹“房子越住越少，车子越乘越大”时，不忘告诫我们好好读书，唯有读到肚皮里的本事是抢不走夺不走的。

　　遗憾的是“文革”中，我的两个堂弟及表弟妹丧失学习机会。与之相比，二伯祖更惨！二伯祖几个儿子都是医药界专才专家，为事业都是迟婚，结果全部轧进插队落户，没读上大学。好在大孙子自学成才，自办企业，其经商能力秉承了二伯祖的才智。

　　门当户对

　　价值观冲突，时尚称代沟。上海虽有东方巴黎之称，但传统势力仍是十分强势，反映在大家庭中，四代之家成员时空跨越起码要有八十年：如我的目不识丁的太祖母到习惯唱英文歌满口好莱坞电影的手持教会大学文凭的孙子辈，直至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我们第四代，其审美与价值观肯定风牛马不相及，但在传统“孝”、“敬”、“和”之道的训教及统一在为“家门争光”的主训下，淡化了冲突，加强了和谐……

　　反映在婚姻上，门当户对是绝对的铁规，几代人必须共同遵守的家规。今天看来，“门当户对”之说似十分迂腐老土，但不得不承认，这里面也折射了我们的老祖宗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正如贾府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我的财力平平的太祖父绝不会找张公馆的小姐做自己的媳妇。

　　太祖父的三个媳妇(包括我父亲的生母)都是普通农家出身。二伯祖留学前，由太祖父母为其娶妻，二伯祖母也是目不识丁，一世勤劳，一过门就与大伯祖母一起操持家务及桑园蚕房的劳动。我父亲的生母早逝，我的继祖母为新派的时尚新女性，但对两位“土气”长嫂一点不敢轻视，尊敬如长辈。

　　二伯祖母一世勤俭，虽然日后丈夫事业有成，财力鼎厚，她仍成日与佣人一起忙活，过不得半点少奶奶日子。四世同堂吃大锅饭，当家人是不易做的。二伯祖母是当家人，将一切摆布得有条不紊，她常年一身深色毛绒葛宽宽松松的旗袍，冬天压上一袭粗绒线披巾，腋下一串钥匙沉甸甸的，人未到就听见咣咣的钥匙声。

　　二伯祖潇洒倜傥，说真的，这段父母包办的婚姻太委屈他了，其实当时也是为了家中多一个劳动力。二伯祖体恤母亲太过辛劳，自己又要远渡重洋照顾不了家庭，才勉强应允了这门亲事。二伯祖学成归来，与他的一个袁姓女学生相互爱慕，人称袁小姐。袁小姐对二伯祖的事业帮助颇大。我没见过袁小姐，据说长得十分清秀，也是好人家的小姐，在旧社会能够读到医科大学的女学生一定家境不俗。二伯祖与袁小姐在富民路二伯祖又一幢物业里共筑爱巢，从此相伴相依数十年，直到二伯祖去世。令人唏嘘的是，她始终没有一个名分，人前人后还是被称为袁小姐，而且从来不进新闸路1048号的门，也没拜见过我们的太祖母，家里祭祖更轮不上她，也没有孩子。袁小姐晚境凄凉孤独，“文革”中受迫自杀，倒是二伯祖母没事人一样潇潇洒洒活到九十几岁。

　　祖父向来尊重子女婚姻自由，他自言八个子女个个大学毕业，他心愿已了，其他一概不再严加管教。二位祖父从来讨厌用姻亲来巴结上层势力，子女个个受良好教育，其交往之友，必定也是有礼教之家。祖父虽从不强调门当户对但不意中结下的姻亲总会在同一层面上下。

　　“文革”开始，一切都打乱了，包括“门当户对”。我的一个堂姑姑长得清丽秀美，受过高等教育，择偶苛刻，追求者无数，她却一个也看不上，一直挑到三十多岁，这个岁数在60年代已属老姑娘了。“文革”中不知怎么搞的，嫁给了进驻她单位的一个没有文化的工宣队员。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这段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嘛，果然，这段不幸的婚姻完全改变了我姑姑的个性和外貌，毁了她一生！

　　“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把一切都扭曲了，包括婚姻价值。我这一辈中离婚率颇高，我想，会不会因为违反了“门当户对”这个祖训？

　　新的循环

　　按照“汝”“树”“传”“家”“宝”的宗谱，我的侄子应该为“宝”字辈，他生于1971年，在当时一片打倒声中，谁还敢提“宗谱”两字？再者，“宝”这个字做名字多少有点俗气，所以侄儿的名字就没有跟宗谱。因为哥哥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雁北黄土高原，侄儿在上海没有户口，但他从八个月起，就在上海由我父母既当爷爷奶奶又当爸爸妈妈带大，父母常开玩笑称又多个小儿子。

　　从老派角度讲，侄儿就是我家龙的传人！可惜此时我的祖父母常住香港，“文革”中一度不敢回沪探亲，四世不能同堂。好在我们上海的大家庭对这个没有上海户口的祖父第一个第四代十分疼爱关心。从在上海借读小学到高中回雁北参加全国高考统考到最后出国深造，侄儿都在全家爱的关注中一一顺利解决。侄儿出国是读本科的，当时出国极少有读本科，大多为读硕士。财力之限外，英语不过关也是主要原因。侄儿仗着当年太公(我祖父)给他留下的教育金，还有祖父祖母(我父母)为他打下的扎实英语基础，很稀罕地以本科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获得赴美签证！犹记得当年签证官对他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大吃一惊，说他的口音就像个“ ABC”。今天他已成为世界五百强某企业亚太区业务拓展总监。经过将近八十年的风雨历程，我的侄子总算接过了他曾祖父的班。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允许海外留学，无疑为我们程家带来第二个翻身机会。侄子成为我们家五代人中第一位留洋生，我时逢良机，成为作家，并先后任市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祖父闻讯十分激动：“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孙女是市政协委员，一家门有两个政协委员，多光荣啊！”

　　侄儿还没有孩子，如果他有个儿子的话，按照“汝”“树”“传”“家”“宝”的宗谱，应该又回到“汝”字辈了，和我的太祖父程汝盛是一个排行，又是一个新的循环。相信他们这新的一个循环，一定比我们幸福、顺利。生命之树常绿，历经风雨坎坷，天灾人祸，家族之树依然开枝散叶，代代繁衍，万溯归本，因为它的根生生扎在故国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