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邱晨辰王倩(记者)

　　一个年轻的编剧花了两年时间，刚刚打赢了一场被别人告了的官司。她追讨回了6万元的剧本费。这场胜利的背后是，对方来头不算太大，无数的名编剧在为她做后盾，尤其是二审时她遇到了一位好法官。究竟值不值？这是每一个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被侵权，还成了被告

　　现在的王伊已经写出了热播的青春题材电视剧《加油，优雅！》，但她最初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写的电视剧获得了好评，而是2008年2月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进行的编剧维权大会上，她公开了追讨被拖欠的剧本尾款时受到的电话威胁 ——“我××花10万元找人把你给做了。”说这番话的宋新华当时是山东栖霞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政府官员的身份，这段录音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贴。多家媒体聚焦后，王伊反而在之后的一年里陷入了困境。

　　质疑首先来自民众，因为王伊不出名。这个湖南妹子刚刚从电影学院编剧系毕业没几年，在北京租房，处于编剧界的中下层，写一集剧本只拿5000元钱，这个价格只比大多数“枪手”稍微高了一点点。在现在这个做什么都会被追究动机的时代，一个没写过名剧的编剧忽然之间成为了媒体红人，“炒作”被部分网友认为是王伊的初衷。来自网友的最有力量的质疑是，你干嘛不去告他？即使受到了恐吓，当时的王伊也不愿意把宋新华告上法庭，她告诉周刊记者“我是个怕麻烦的人”，还担心过对方因为自己丢了乌纱帽。当时她在编剧维权大会上说出此事，只是想讨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她没有料到自己的软弱反而让对方“先告状”。2008年4月清明节刚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王伊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纸传票：宋新华把她告了，理由是根本不曾收到她的剧本，为此索赔25万，并要求她退回先期收到的部分剧本费。

　　王伊蒙了。整件事起于2007年7月，朋友介绍她去北京水柔风公司救场，为《牟氏庄园》写剧本。因为档期，王伊要求在合同中特别注明“2007年8月30日之后，王伊不再有责任或义务为对方工作，但如果有时间可提供帮助”。和她见面谈合同的是水柔风公司的出品人叶新萍和制片李建新(后来成为该剧导演)，没想到最后正式签订时，王伊才发现合同的另一方竟然是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当时叶和李的解释是，整部戏是水柔风和山东栖霞共同投资的，稿费由栖霞市文化局来付，开始一部分由水柔风垫付”。一部作品由多家单位共同出品是业内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李建新还强调“你不相信民企，你总该相信政府吧”。就这样，王伊的讨薪之路在这里埋下了祸根。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王伊和其他三位编剧一起，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别墅里埋头写剧本。8月30日王伊他们完成了2 5集剧本(播出时变成了35集)的创作，分三批拿到了20多万元的稿费，最后对方还欠了10万左右的最后一批稿费，其中王伊该拿到6万元。9月2日全体剧组开会讨论剧本后，王伊答应李建新在合同规定之外为剧组进行修改，“我多做了人物小传、分集大纲和人物关系谱”。10月初王伊把改好的剧本发到叶新萍的邮箱中，并催她结账。叶新萍收到了剧本，但面对尾款的说辞也从最初的“等我们审核好了再说”变到了“剧本不符合要求”，最后叶回了一条短信，“我不是你的合同对话方，你看清楚了再说话”。

　　看到短信时，生病的王伊正在医院排队挂号，“浑身哆嗦，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至今这条短信依然存在她的手机里。气愤的王伊在律师的建议下，打电话给了合同的另一方——栖霞市文化局局长宋新华。对话持续了26分钟，她录了音。

　　维权大会后，编剧程青松把其中一段3分18秒的录音放在了他的博客上。作为网络名人，他上传的这段录音立刻得到了网友和媒体的重视，王伊维权成为了热点事件。

　　在这段录音里，可以清楚地听见王伊说的话，“宋局长，如果我们的稿酬拿不到可能会影响《牟氏庄园》的发行。” 而宋新华的回答也带着我们熟悉的官员特色，“翻脸就没意思了，你一个女孩子，你有多大本事？咱们好好商量，这是政府( 行为)，我也犯不着和你生气；如果是我个人的话，你说这个话，你找死？我××花10万元找人把你给做了，你拽吧？你说这话真没意思，年轻人吧，年轻气盛。……广电局又不是你家开的，也不是我家开的。我和你说，你没这么大本事，你信吗？你小孩子，你不懂。就为了这几万块钱打官司？不就6万元钱嘛，我就不给你了，我叫个人……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不就万把块钱嘛。”

　　放下电话的王伊好像处于了真空状态，律师听闻后的语气很淡，“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吧”，王伊陷入了绝望。很快就是春节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回老家，一个人留在了北京，“这是我过得最糟糕的春节”。

　　集体的胜利

　　为什么会是对方先下手呢？普遍的猜测是王伊在编剧维权大会上这么一闹，很可能会影响电视剧《牟氏庄园》的发行。正如当初央视热播剧《乔家大院》之于山西祁县乔家故居，山东栖霞似乎也想借牟氏庄园大做旅游文章，拉动地方经济，此举需要《牟氏庄园》的顺利播出。

　　2月的这次编剧维权大会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办，时值好莱坞编剧罢工刚刚结束，几天后就是全国两会。编剧们诉苦的大会这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人们也习惯了“听过就算”，如果没有王伊此后的遭遇，这次大会最终被记住的也只是——几天后身为学会会长和政协委员的老编剧王兴东，向广电总局递交了一份公开信。85位编剧在信里署名，他们每人身后都有一段权益被侵犯的血泪史，他们在信中希望广电总局在电视剧审查过程中限制有问题的影视剧，以保障编剧的署名权、报酬权，保持作品完整权。

　　编剧维权大会一结束，王伊就给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写了求助信，“王兴东老师的爱人王浙滨是紫禁城公司的艺术总监，这个公司也参与了《牟氏庄园》拍摄，我当时寄希望于他们二位帮我把钱要回来”。那时她依然打算通过行政力量，而非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

　　王兴东看到了王伊的求助信，“社会对创作工作者的权利侵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的地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典型。”王兴东把信转交给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胡在信上做了批示，还派了电视司的两个处长向王伊来了解情况。与此同时，水柔风公司也给出了一封带有十几人签名的信(王伊在这十几人里却只认识叶新萍和李建新两人)，指责王伊“招摇撞骗 ”，此后处长们也就“回避”了。

　　王伊沉默了，她甚至萌生过退意，不写剧本了，“人性居然丑陋到这种地步，黑的都被说成白的了”。她关掉了手机，趁全国第一次清明假期在家里睡了好几天。睡醒后，她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6月庭审，11月宣判。作为对年轻后辈的支持，很多名编剧都去法院旁听。在被动中走上法庭的王伊看来，她在这个官司里“证据充足、事件清晰、黑白分明，但五个月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比如原来和她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三位编剧转眼就“背叛”了。最终法院“各打了五十大板”，驳回了原告向王伊要求的25万元赔偿，王伊也不用退还先期已经收到的稿费。这意味着王伊要求拿到尾款的权利并没有得到认可。

　　看上去王伊并没损失多少，她似乎还从官司里获利了，起码她证明了自己不是骗子和炒作者。所以当王伊当庭就表示要上诉时，法官甚是疑惑，“你还要上诉啊？”王伊的坚决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退缩，“如果我不再上诉的话，我这辈子都会感到恶心，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她说，自己是站在太阳底下的人，不怕。

　　其实她很害怕。帮助王伊将威胁录音公开的程青松告诉周刊，“我在MSN和手机短信中都在安慰她，她人都要垮了。她并不是很自信的，虽然有这么多人帮她，但最后承担下来的还是只有她一个人。”

　　程青松在编剧维权大会之前和王伊素不相识，但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情，2000年他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帮人写剧本，“没跟人签合同，结果被骗了5万元，官司都打不成，算是我进编剧这一行交的学费吧”。一直以来程青松和媒体关系很不错，他总觉得任何事情“如果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中探讨，这个事情就没什么效果”，所以他四处和认识的记者诉说王伊的遭遇，“我和她说，编剧维权真正要维护的是人权，中国每个人都要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社会才会进步。这一点远比编剧维护自身的权利要重要，这也是我一直支持王伊的根本动机。”

　　一审前后《牟氏庄园》已经在各地电视台播出(送审时片方将片名定为《没有男人的庄园》，放映时又改回原名)，还发行了DVD。王伊在上诉时把DVD交给了法官，“我十分感谢梁立君法官，是她认真核对了DVD和我的剧本，判定其中95%的内容是一样的。法院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栖霞市文化局，对方没提出任何异议”。说到此处，王伊的声音里也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喜悦之情。

　　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撤销了一审对于王伊的部分不公正判决；并判令栖霞市文化局支付王伊6万元的稿费。

　　二审进行时，宋新华消失了，栖霞市文化局的法定代表人换成了林德义。周刊联系了宋新华，询问他对二审判决的看法，在“哦”了一声后，他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不归我管了，无可奉告”，他拒绝透露现在的职务。

　　为何只说不做

　　王伊赢了。听到这个消息，刚刚打赢自己维权官司(香港导演张之亮在电影《墨攻》的编剧栏里没有署上他的名字) 的老编剧李树型身在伦敦的机场，买了一听啤酒一口气喝了个光。在编剧界看来，这回归的6万元钱意味着法律的回归，法律的尊严回到了它应该保护的对象身上。

　　王兴东认为，王伊二审能够获胜的原因是“对方来头不大，还有就是事情并不复杂。而且她遇到了一个执法公正、认真负责的法官，35集电视剧一集一集地看，一周下来眼睛都是红的。对于法官来说，一个案子可能就是一个事务，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编剧来说，这就是她一生的事情”。

　　如果没有地方官员肆无忌惮的恐吓，人们还会对王伊保有如此的同情心吗？在文化产业全面开放的现在，连洗脚城的老板都可以投资影视剧时，抄袭剽窃、拖欠尾款和不署名等种种行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芬妮的微笑》的编剧王浙滨交出剧本后，制片方从此杳无音信；《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编剧陈坪被拖欠尾款；《三国演义》编剧叶式生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制片方的赔偿却是500件“股票理财通”。而网络舆论对于编剧维权的一个常见态度却是“影视作品的故事都这么烂，编剧们还好意思(要钱)”，编剧维权甚至被说成是“唯钱”，编剧们的维权行动往往也是不了了之。

　　王兴东说，“我们讨钱实际上是讨回著作权赋予我们本应拥有的权利，不是额外的权利啊。美国编剧在2008年要求网络平台也要付报酬给编剧，这些我们根本不敢想，我们还停留在很基本的层面上。”

　　唯钱论有点过。其实编剧们的剧本费并不高，要价一集10万的编剧毕竟是凤毛麟角，相对于导演和演员的高额收入，大部分编剧的剧本费都在5000元一集左右这么的寒酸，有些刚入行的甚至是1000元一集。“很多编剧都很瘦，年纪轻轻什么病都有，签个合同就像签卖身契一样。像王伊这样从学校毕业后还能走下去的，真是不容易，剧本费就是他们生存之本。”目前全国有22家高等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近1000名从事编剧行业的毕业生，这么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没有署名只有微薄稿费的“枪手”阶段开始。

　　社会舆论并不倾向于原创和首创，中国的电影奖项在多年前也取消了编剧奖(今年百花奖重新恢复了编剧奖)，整个行业轻视编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编剧之间随意篡夺别人的创意或者抄袭剽窃者众多，真是相煎何太急。为了说明自己及时写出而且交出了剧本，很多编剧往往采取通过邮局自己寄给自己这一招，来留下时间记录。有些编剧甚至想到了找讨债公司要钱，四个彪形大汉往那一坐，制片商害怕了，就付给稿费。程青松说，现在和别人合作剧本，正式签约之前他不会发电子邮件，即使在咖啡厅和别人谈自己打印在纸上的故事，他都不会把纸留给对方。“他们很可能不用你(的故事)，但是会把你的故事剽窃了。编剧维权真的好微妙，跟其他维权大不相同。”

　　编剧们被侵权后败诉的比例也比较高，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编剧谈合作时往往抹不开面子，再早几年很多编剧连谈钱都抹不开面子。“名编剧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而刚出道或不出名的小编剧们急于得到报酬，就会忽视了很多问题，剧本一出来就会被踢开。有些小编剧知道钱要不回来就不要了，这样是不对的，要敢于和对方上法庭。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总希望别人保护自己，而不是自己站出来，继而保护别人。”王兴东说。

　　行动起来？

　　任何一个中国编剧都会羡慕像好莱坞编剧工会那样的维权组织，程青松说，“他们还给编剧养老呢，但我们的演员出了工伤都没组织可找”。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从2004年左右开始为编剧们维权，但学会没有经费来源，王兴东说：“我们学会没什么钱，也请不起律师。我们声援他们，提醒他们要依法办事，要以合同为证，还提供过几个合同样本给大家。对于受伤害的编剧们，只有我们编剧这种群体性组织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站出来”。

　　文人能写出穿透历史的文字，但他们在日常行为中却都常常显得过于天真。就好像当初的编剧维权大会和之后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签名信，“当时我们单纯地认为，就像熊德明能遇到温总理一样，我们期待这样的回应。没想到政府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负责审查电视剧，只对内容的审查，不涉及著作权……”。不甘的王兴东在2009年两会上又提了一个新提案 ——剧本著作权合法性决定影片合法性，但这个提案到现在他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对现状不满的部分编剧们不堪忍受这种被人压榨和漠视的状态，中国电影文学旗下维权部的汪海林和阎刚，与邹静之、石康和彭三源等20名一线编剧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模式办了个喜多瑞公司。王兴东说，“我们掌握了我们剧本的版权、主动权和控制权，然后往制片人和导演这两个方向发展。人们从事的职业受到歧视受到伤害时，自然会想到转向，势不可挡。但话又说回来，一个编剧还要去想怎么拍片，精力分散了，自然就做不到顶尖级了。现在因为这种状况，很多编剧向导演和制片分流，对编剧业的发展自然不是很有利的。”更深的问题是，即使费了这么大的劲，他们能唤起人们对于编剧的重视吗？

　　王兴东最近在话剧界感受到了对编剧的重视，他写的剧本《北京1949》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我当着导演和演员的面公开讲我的剧本，当了30多年的编剧，我已经10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了，真兴奋。我觉得电影界也应该这样，回归编剧最早的思索。”

　　可能吗？这两年陆续有敢说的编剧提过“编剧中心制”的说法，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完全是一句玩笑话，现实是随着有名气有实力的大牌导演的逐渐变老，影视圈很可能将从过去十几年来的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移。9月王兴东编剧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即将上映，他最近还受邀去有关部门为修改著作权法组织的讨论会上发言，会上他提出了遵循原创第一的原则，“老农都知道浇树浇花要浇根，剧本就是影片的根与核。中国电影想要发展起来，必须要重视原创和首创，没有好的剧本是不行的，再投资几十个亿也一样浅薄”。

　　王伊赢了官司，老编剧费明在第一时间送了她一首诗：“漫漫维权路，终未负苦心，一名弱女子，诚感天下人。”王兴东对此寄予的希望更深远，王伊这6万元钱是小，但她讨出了整个社会对著作权的关注意识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