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江迅

　　当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台湾文化人高信疆百日祭前夕，一首《春风》之歌，在台北华山创意文化园区重又唱响：“春风，春风，一来生机动；河边冰解，山顶雪花融；草增绿，花逗红，渲染树荫浓。春风啊，春风啊，您有极大的功！ ”《春风》是高家的家歌，有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刊歌。8月9日，高信疆二哥高信谭，带领11位曾与高信疆共事的人间副刊、出版公司的子弟兵，高唱《春风》，为高信疆送行。

　　朋友们都说，高信疆就是“春风”。台风莫拉克余威犹在，180位海内外文化界人士不惧滂沱大雨，齐聚台北华山创意文化园区，参加高信疆追思会和《纸上风云高信疆》新书发表会。硕大的幕墙上，蓝天白云为背景，上书高信疆的诗句：一边是“我是跨越无涯的一则传说”，一边是“我寻不到一抹孤高的颜色”。

　　我是专程从香港赶去台北参加追思会的。2009年5月5日高信疆去世，我正在日本公干。在香港《明报》他当过我多年领导，他在北京8年，我每次去北京公干，只要他在京城，我们都会面聚。2008年5月，在台北见文化大师李敖，他告诉我，春节期间，高信疆从北京回台北，李敖请他午餐，席间，高说两年前国泰医院检查出肠子有点问题，时常拉肚子，拖拖拉拉一直没去看病。李敖听了急吼：简直是胡闹，怎么可以有病不面对呢！李敖当即给和信医院院长挂电话。翌日，他便押着高去医院检查。李敖随身带了10万元新台币放在医院柜台上：“请你们把他收押了。”一检查，癌症晚期，高就留医手术。这一年，我两次去台北探望病中的高信疆。

　　为高信疆送行

　　高信疆一生波澜壮阔，充满创意与热情。一些挚友悲痛之际，商议如何以合适方式追念他。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明义，是追思会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两个半月前，在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等人的的提议下，众人推派郝明义、季季、杨泽、骆绅四人为代表编辑一本书《纸上风云高信疆》。从资助出版，到追思会场地提供，会场设计、摄影录像，全由高信疆生前的朋友们尽责。

　　前《中国时报》社长王健壮，学者汉宝德，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作家和评论家陈芳明、邱坤良、南方朔、蒋勋、林清玄，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黄碧端都来了，《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学者李欧梵夫妇，文化人马家辉夫妇也从香港专程赶来。高信疆夫人柯元馨早早来到现场，她说：“追思会不要悲伤，不要过于庄严，高信疆希望大家快乐。”两个小时的追思会不乏感激的掌声、幽默的笑声。追思会由云门舞者董述帆独舞《挽歌》揭开序幕，接着播映高信疆生前影像集，众人重温高信疆的翩翩风采，悼念这位才子的逝去。

　　朋友们轮番上台分享“高公”小故事，勾勒出这位满怀使命的文化英雄的风采。追思会由作家张大春主持。他先说了两个与高信疆交往中的小故事。张大春过去几十年来几乎每天写书法，6年前，高信疆60岁生日，张给他写一幅书法字作为礼物送他。张说：“我知道高公对书法的眼力太好了，于是我特别丢开了王羲之、王献之‘二王’等固有的书体，自己发明了一种书体，写完后，自己非常得意，当时我想高公一定极为欣赏。当我在他面前展开这卷书法，高公看了，眨了两下眼，他似乎在想如何用合适而又不过分的赞美之词，他说，这字太不一样了。我顿时冷了半截。这就是他称赞我们的最好方式，明明写得很烂，他还会选择适当的话语鼓励你，称赞你。这是高公对人的宽容。不过，这只是他的一面。”

　　接着，张大春又说了第二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末，张大春办《中时晚报》，当时能有好稿很不容易。一天他接到一位旅美年轻女作家的作品，这位女作家细心翻阅了张爱玲家中的垃圾筒，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翻出来，推测张爱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由此写了一篇稿子。张大春说：“当时，我见猎心喜，对时任社长的高公说，有这么一篇稿子。他听我一说，忽然脸一沉：这是缺乏道德的，这个稿子你拿回去，以后你记住，不是任何稿子都必须刊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脸色如此阴沉。”张说，在高公既宽容而又有原则的人格感召下，一整世代的文学人、媒体人、编辑人，或者宽泛地称作为文字工作者，都受到他的感召，在坚定原则导引下，放开最大宽容。

　　王健壮如此评价高信疆：“两任8年报纸副刊主编，却形塑影响了30多年几个世代的文学甚至文化的风貌，台湾地区历史上唯信疆一人而已。他是台湾地区副刊革命的最重要领导人。”40年前他就认识了信疆，又是在信疆之后主编人间副刊。他说：“信疆去世后的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要了解信疆这样一个人，要了解他编的人间副刊的意义，要了解信疆个人的史功，要了解人间副刊、中国时报在台湾地区历史意义的话，要把信疆放回到历史坐标上重新作审视。”

　　从台湾慈济会证严法师的广受尊崇，到雕刻艺术大师朱铭、素人绘画大师洪通等众多才华之士的声名鹊起，都曾有过高信疆无私的支持和鼎力相助。台湾地区两位文化斗士李敖与柏杨，更是在高信疆斗胆的支持下，才得到了思想上的彰显。当年正是高信疆先斩后奏，冒着被革职的可能，将李敖刚出狱所写的文章《独白下的传统》刊登在报纸上，令台湾地区民主进步又多了一份有价值的力量。

　　王健壮说，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外交”挫败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冲击，因而产生蜕变和反省，高信疆主持的人间副刊在这历史性时刻诞生，成了自由主义大本营，在岛内社会、媒体和文化界掀起千层浪。高信疆从早年主持“海外专栏 ”开始，广邀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作家执笔，蔚为风潮。1973年他接下人间副刊，大幅革新报纸副刊的形式和内容，以他广阔的文化视野、企画执行和识才能力，创造议题。王说：“那个年代，有一群人在黑夜抬头寻找星星，高信疆是领头羊，现在他也成了黑夜的星星。老朋友都知道，信疆鼓励朋友，假如你提了一个不错的点子，写了一篇不错的文章，他通常会说‘ 精彩’，‘了不起’。我要把信疆常说的这两句话回送给信疆：信疆这一生真精彩，真了不起。”

　　女作家、编辑家季季说：“在台湾地区，从来没有一个新闻编辑人，像高公一样，在去世以后，受到海内外那么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从来没有一个新闻编辑人，在去世不到百日之内，这么多的朋友为他写了这些文章，为他出了这本书。原因何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告诉我们答案。”

　　郝明义与高信疆相识20年，是继高之后，两届担任时报出版公司负责人。这20年来，我对他一直有两个好奇，一是他还有什么招数、什么功法。二是他离开了时报，离开了台湾地区，台湾媒体环境剧变，言论自由已是过去没法想象的境地，如果信疆还在台湾媒体工作，他会怎么处理。郝说，高久居北京那些年，台湾地区对于他是不是欠了一个什么说法。他说： “信疆在北京究竟过得如何，做了些什么，我们在台湾地区始终不了解。在这本书里，从北京朋友对他的记忆里，我找到了答案。他不需要人们再给他什么说法了。”

　　高信疆的精神遗产

　　高信疆友人、居住北京的小说《骚土》作者老村这么写道，“先生在大陆这些年，帮助过无数的人”，“用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无数的人”，“先生是在他思想至为成熟、精神至为纯粹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先生在京最后几年，对现实的判断，对事物的分析，已到了非常通达和极其中肯的地步，温暖而不失犀利，谦恭兼有智慧。所有与他交谈的人，几乎是在他不显山露水的分析或批评中受益匪浅”，“先生在京看似闲居，除自己读书，偶尔有些聚会。这些聚会看似闲淡事儿，但他正是通过这些聚会，每每给交谈者以真知灼见”，先生“一点一滴地，润物无声地，把他对中华文化的信仰，传递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了真实的依托”。

　　其实，据我的接触和观察，高信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也时有尴尬和痛苦。一个男人独居北京，他做人行事的原则是不愿麻烦别人。他总以仁厚之心，对待一些商界和文坛的所谓“朋友”，面对一个又一个并不舒心的处境。对当下世道人心，他也有悲观绝望的情绪，只是这位真君子不对外人言。他不沮丧，不失态，相信明天会好的。这些恐怕是台湾地区的老朋友无法知晓和理解的。

　　季季说，当年身为高信疆对手的《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在《高信疆与我》一文中坦言，亦敌亦友的两人，私底下惺惺相惜。痖弦写道：“高信疆使我想到巴顿将军，这位富有英雄主义色彩还带点豪迈浪漫气质的典型军人，强调战争只有三个原则：大胆大胆大胆，副刊就是高信疆的坦克。”文中谈到过去在副刊“战场”上革新的点点滴滴，还为高信疆在报社的际遇抱不平。季季认为，此文是台湾地区新闻史重要的文献资料。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原本应邀出席追思会，是日一早7时，他打电话给郝明义说，由于近日中南部遇到5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他四处勘灾无法赶来了。他希望郝转达他的话：对高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他把报纸副刊突破了原有的局限，为本地区社会打开新的视野和格局；二是他工作的气势和魄力，其中尤其是他出版了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以及造型象棋让中国象棋站了起来。马英九说，“在戒严时代，高信疆以一己之力，为台湾开展言论自由以及多元化所做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