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认为，中国未来要想发展得更快，途径就是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资本层面是全球整合的工具，中国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朱敏：“把改革开放抬高一点点”

　　采写/《中国改革》记者贾存斗

　　“我要把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抬高一点点”，说这句话时，朱敏双手做出托举的动作。

　　2009年7月29日上午十点半，《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朱敏极似北京街头的普通老人：上身穿短袖衬衫，表情冷峻，眼窝凹陷，但双眼澄澈。谈着谈着自己就先激动起来，怕记者不能领会他的思想，不时在纸上画出类似流程图的内容。

　　朱敏刚回国时并非名满天下，一件事让他在国内霎时声名大噪：2007年3月，他1996年创办的WebEx公司(美国网迅)被CISCO(美国思科)公司以32亿美元现金溢价收购。

　　成功的创业与企业经营管理让朱敏成为中国留学生及华人企业家的典范。朱敏现在广为人知的头衔是赛伯乐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他投资的杭州正泰太阳能科技、聚光科技、杭州连连科技、北京红孩子信息技术公司、深圳硅银担保投资公司等案例都是业界的经典之作。

　　“已经活了三世”

　　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朱敏却信誓旦旦表示，他已经活了三世：去美国之前的中国经历；在美国的求学创业经历，回中国的再次创业。

　　2002年的朱敏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是加州大学“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委员，是加州政府及硅谷首府圣何塞市政府的10名科技顾问之一，在IT界和华人商圈拥有良好商誉。常人逻辑，朱敏在美国应乐不思蜀了，恣肆享受豪富生活了。朱敏不，他一直害着思乡症。

　　创业巨大成功的朱敏决意回国，虽然祖国给他的是“36岁以前没有吃饱”的凄楚感觉，但他的生活习惯与西方格格不入。他在美国上层社会的应酬中做不到如鱼得水，而是困窘与折磨。他没有一帮海归企业家对高度商业文明、个人自由与物质享受的向往与渴望。重要的是，他是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贫穷的中国需要为每一位远涉重洋负笈求学的学子支付 2万美元。“当时我们的工资50块钱，2万美金拿到美国是一点点钱，但对中国确实很不容易”。

　　现在的朱敏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我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确实很感激”。

　　21年的美国生活，朱敏对中国的牵挂一刻也没有停息。功成名就后开始反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他感觉邓小平公派大批留学生“实际上是在下盘围棋”。中国的国内改革是棋盘一角，是把国内事情做好。开放是把外围做活。围棋无角则无气，外面无子则围不起来。公派留学生就是邓小平放到世界的一颗颗棋子。这些棋子与棋角连在一起，中国发展的这盘大棋就活了。“若是我这颗棋废了，实在对不起这个国家，对不起邓小平。这是我回国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朱敏很想在国内有事业，在国外也有事业。内应外合，世界资源为己所用。朱敏表示，现在他向中国的创业者投资相当于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事实上，朱敏也确实有很多梦想。比如，他以前想做30亿美元规模的太阳能公司，但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自己经验也不够，资本也不雄厚。而现在，在中国强劲崛起的大背景下，在自己雄厚的资本基础上、超强的融资能力保障下、丰富的创业管理经验指导下，他希望与民营企业一起做出至少100亿美元规模的真正中国血统的伟大企业。他甚至露出孩子似的执拗：我就是要通过做出伟大公司证明，为什么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领域特别有优势。

　　让人感慨，同时也让人深思的是，朱敏在美国从创业之始就不想做什么“百年老店”。他做企业就像实践汇源朱新礼的一番理论：“企业要当儿养，要当猪卖”。但回到中国，他的想法变了：他投资做企业已经升华为一种使命，企业不仅当儿子养，还要生出子子孙孙。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思维。

　　朱敏认为自己的成功没有秘密，无非是把目标提得很高，跳过一个高度“再往上升杆子”。“如果目标就是赚点钱，革命就没有激情了。农民革命常常中途死掉，原因是没有理想”。

　　而文化大革命插队到农村落户，给朱敏最大的启迪就是要抓住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机会。为什么？当时，宁波农村农民种地是跪在地上爬过来爬过去。“当你跪在地上种地时，你会感到任何一个小机会你都没有。干活很苦，并且吃不饱饭，你会很绝望，很多人都想自杀。为什么我现在工作像拼命一样。这段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经历过一段最苦的人生以后，此后无论做什么，朱敏的感觉都是甜的。任何困难对他而言都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目标很高，个人能力就面临挑战。若创造大事业，必须创造共享的文化。这也是美国硅谷创业文化的灵魂。朱敏认为，一项事业一定是很多人共同来做的，这就是共享。就企业股权结构而言，不是说现在你是大股东公司就永远由你控股，这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国内民营企业还很难做到。

　　另外，他认为，要成功必须要苦干，这是必要条件。“我成功无外乎，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并且与大家共享这个梦想。

　　2005年刚回到中国，朱敏认识人不多，很多时间都是与人交流，挖掘遴选可以投资的项目。而“现在，找项目基本上不用我了，我只是决策就可以了。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还有国际化交流”。

　　到目前为止，朱敏旗下公司在国内国外投资了大约20家公司，在国内投入资金5亿美元，国外2亿美元。毫无疑问，朱敏事业的重心已经转移至中国。

　　“将来中国肯定有很多我这样的人，但我这一代像我这样的人就很少。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他到60岁比我聪明，能力更大，但是缺少我的经历”。

　　特殊经历让朱敏对中国国情了解至深，国内生活的很多人难以比拟：他有美国创业的困窘与辉煌。他是科学家、企业家，同时又是战略家。一系列特质让他成为目前中国稀缺的复合型人才：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美国高度的商业文明深入骨髓；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变对比感同身受；能以世界眼光客观观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具有独到而前瞻的思索。

　　他现在四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四分之一时间在杭州，四分之一时间在美国，四分之一时间在中国各地跑。他很忙很累，甚至没有锻炼的时间。

　　“我唯一不幸的就是身体是个限制。我今年61岁了，七天全部工作，太累了。我开玩笑说，所有的假期都被毛主席要求在农村度完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我没有度过假。我现在好像需要慢下来，但从事的工作太伟大。人活在无私境界里面最快乐。而我做的事情都是为自己也为国家。

　　朱敏直言，他已经把回国创业与推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高度结合起来，与中国产业转型结合起来，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自己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历史性的，都参与到伟大变革洪流中。时势造英雄，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他现在庆幸抓住了，并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做一些大事情

　　《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朱敏竭力回避谈自己传奇经历的细枝末节，变成了一个思想者，极似多灾多难的清末民族实业家，决心“以产业报国”。

　　“我现在做的都是非盈利工作。我捐了1千万美金建设浙大国际创新学院。我还是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任会长的中国科技产业促进会副会长”。朱敏的不问自答显露了对自己事业的赞许，显露了渴望中国社会、政府理解的焦灼。

　　“我是中国人民一分子，在科技产业化方面，特别是民营企业国际化方面能够为国家做些事情。我拼命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朱敏现在已深度参与进入中国金融领域。一个版块是发展中国科技金融，做科技银行。内容是用金融手段支撑科技企业的发展，实现科技的产业化。他计划引进美国硅谷银行概念。他现在到处宣扬这个事情，但国内很多人还没理解科技金融究竟是怎么回事？国内讲科技金融就是政府拨给多少钱，银行贷给多少款。而“真正的科技金融是用金融作为杠杆，以科技手段致富”。

　　另一版块是做中国民间金融的国际化。朱敏想在全世界做一个连锁银行，目的是支持中国的外贸出口，支持华人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深入发展，支持中国民企在世界范围内兼并收购。他现在特别“希望跟国家某些层面对接”，以期尽快启动。他现在做的民间金融还仅限于给国内中小企业融资。去年这个版块利润大概1亿元，今年可能接近2亿元，并且准备上市。朱敏希望，支持中小企业金融业务在中国做成规模，然后与国际化对接。

　　另外，教育领域也是朱敏业务的核心板块。内容是通过互联网手段让全国人都能够享受到教育。

　　经《中国改革》调查得知，朱敏无论投资哪些领域，做哪些业务，目的都是“国际化”。“仅做国内的事情不能发挥我的特色。我一定要做中国跟国际接轨的事情。我会努力让中国走向世界，把外国的科技金融带进中国，让中国的民间金融走向世界”。

　　谈及未来事业发展方向，朱敏明确表示，为中国科技产业化做贡献的前提是把人(寻找国内具有投资价值的中国企业家)与钱两个事情解决好。他在美国亲眼目睹了IT产业30年的风云际会。他认为智能电网与新能源将是未来30年人类产业革命的主阵地。巧合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持这个观点。

　　“我认为，这两个产业中国有非常大的机会能够在世界竞争中胜出。其他领域我不了解，无发言权。这两个领域至少我已经看得到，并已经参与其中”。

　　朱敏决心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做出“伟大公司”来。“我所谓伟大的公司是市场的领袖，市值至少1万个亿人民币，像思科一样”。

　　朱敏首次向《中国改革》披露了为何与上海联合共同出资5000万美元投资浙江正泰太阳能项目的内幕：温州企业家南存辉与朱敏同时被评为“风云浙商”，二人知根知底，惺惺相惜，私交甚笃。朱敏的斯坦福同学沈志勋现在是斯坦福能源所主任，同时是美国能源部专家顾问。沈志勋与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是斯坦福的老同事。沈志勋跟南存辉是温州老乡。沈志勋跟朱敏有27年的交往。

　　南存辉最初想做高科技产业，沈志勋建议他做太阳能发电产业。沈志勋帮南存辉找到了他斯坦福的另外一个同学杨立友。杨立友在英国石油太阳能研究所专门研究太阳能，在美国做太阳能已经二十几年。杨立友现在是南存辉正泰太阳能的董事总经理(CEO)，朱敏则是正泰太阳能的投资方。这样，资金(朱敏等)、技术(沈志勋、杨立友等业界权威团队)、企业 (南存辉的正泰集团)整个圈子串在一起。然后带动中国政府资源进来，然后国际资本进来。

　　合作方为何是正泰？

　　以南存辉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民营企业朱敏概括了五大特点：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创业团队。正泰集团1万多人已经做了二三十年；有很强的政府资源。南存辉经常跟胡锦涛等国家领导出国访问，政府资源雄厚；企业在国内债权的融资能力(银行贷款能力)，但不擅长股权融资；规模化的低成本制造非常强大；全球渠道、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南存辉这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周游列国，不像30年前俩眼一抹黑。

　　而国际化的朱敏则可以给国内民营企业注入另外五种营养：朱敏国际化的创业团队可以弥补国内创业团队的不足；民营企业有国内政府资源，朱敏则有国外政府资源、科技资源。朱敏在美国科技界的赫赫声名国内人多不了解；朱敏的全球化股权资金与民营企业本土化的债权能力结合，可以让国内企业“不差钱”；国内低成本规模化制造业与朱敏的高科技制造行业的融合，能使世界其他国家同行业企业无法竞争；朱敏的全球资源，与他的全球创新模式规划结合，能使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条里面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参与。

　　至此，南存辉的太阳能产业就将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产业各种资源优势集于一身。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太阳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无法与之媲美。

　　朱敏解释到，中国传统制造行业很可怜，只能参与产业链条中10%的加工环节，其他环节都被世界全世控制着，没有知识产权。而利润更是少得可怜：10%的10%，最多获得整个产业链条1%的利润。这是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不强大的奥秘所在。

　　还是以太阳能产业为例，整个产业的链条包括：设备——系统——生产(加工) ——工程——电站。生产设备在太阳能制造领域占45%-50%的成本。而朱敏等一帮人现在在上海决心制造太阳能生产设备。现在朱敏把在美国做太阳能设备最权威的那批人拉回国内。原来中国太阳能领域的高压低压电力系统都不做，就卖个芯片。而现在，南存辉的正泰集团已经做系统。工程部分是中国的强项，未来可以大规模进入。生产环节中国的竞争力世界无敌。“现在我们的投资已经涉及除电站外的其他环节。举个例子，现在我正在跟中投(中国投资公司)谈，我跟他们讲，中投你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好事。你有200 0亿美金，别去投资美国的国债，别去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如果你们是投资美国的太阳能电站，会有8%的固定回报率，相当于买条美国的高速公路一样。这比买美国的国债好多了。另外，中国做太阳能电站，卖给美国，中国的制造业随之拉动起来” 。另外，上海市对朱敏的太阳能设备生产项目非常支持。“这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影响非常巨大，可以把中国太阳能的成本降低 70%”。

　　谈到这里，朱敏两眼放光，手足舞蹈，没有一般海归人士的沉稳矜持，而是激情四射，革命者情怀。他认为，美国人缺钱，而中国现在正好有钱。“我们这样做都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商业模式一旦变动，整个太阳能产业链100%里面中国都有份”。

　　朱敏推动中国太阳能产业已经很长时间。目前，“上海太阳能生产设备项目的各方融资刚刚结束”。

　　改革的几个不理想

　　刚到国内时，朱敏显得有些失望。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差得太远了”：出版就是一个垄断行业，腐败很多。

　　但是，静下心来一想，他又认为邓小平的“中国到2050年才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话颇有道理。朱敏认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一急就会出事情。中国现在GDP已经世界老三了，但公民的观念离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远距离。没办法，人的改造将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有美国人意味深长地问他，回到中国怎么样？朱敏说开始不满意，现在则认识到，“ 如果叫我去做总理、总书记，我可能干得不如他们好”。

　　十分有意思的是，朱敏以前对毛泽东非常崇敬，学习领袖的很多风格。当年，夏天下大雨他要去淋雨，冬天要在冷水中游泳，磨砺自己“做中国的中流砥柱”。而现在，他感觉到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更伟大。中国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正在向世界强国的方向挺进。“无法想象，没有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朱敏直言，正泰太阳能这批搞技术的人都是当年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带出去的人。

　　朱敏着重指出，他特别赞同邓小平稳定最关键的理论。“改革的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人类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不是直线式前进的。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比较着急，认为改革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其实想一下，改革30年只是一瞬间” 。

　　但是，几年的回国“创业”，朱敏也是感触满怀。他得出结论：“在中国办企业的机遇是美国的5倍，挑战是美国的 10倍”。挑战大于机遇的原因是，中国缺少高质量的管理团队，商业文化尚未形成，商业信誉极端缺乏，跟政府沟通成本非常大。

　　朱敏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中国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目前中国最不理想的是我看到了很多腐败，而且政府规模太大，效率不高”。

　　在宁波农村当过7年农民的朱敏说，中国农民太可怜了。目前政府“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法还是不对”。他认为富裕地区应与贫困地区联在一起发展。

　　三句话不离“国际化“的朱敏还认为，中国现在开放得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开放。他的观点是，中国不用担忧开放过度的问题。

　　有美国人问朱敏：“最后的世界中国人能赢还是美国人能赢”？他不直接回答，而是对美国人讲：“最宽容的民族最后一定赢。”美国人说美国人最宽容，所有国家的人都可以移民到美国来。但朱敏给美国人举了个例子。他说西方的宗教是不宽容的，如果不相信他们的上帝，就会把你赶出他们的教堂。而中国的庙里的菩萨多得要命。想生儿子可以拜观音菩萨，想发财可以拜财神，想长寿可以拜弥勒佛。朱敏对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宽容心是世界第一。中国王朝一半以上的皇帝是少数民族，最后都被同化掉了。唐朝、明朝、清朝最典型。中国最后的趋势都是民族大融合。中国人向来对外人很宽容。比如，外国人来中国演出，中国人喜欢不喜欢都会很照顾，天生就有大民族的胸怀。日本就不行，就做不了伟大的民族。他甚至戏言，中国文化同化世界已经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开始。这个过程需要一百年。

　　总之，朱敏认为，中国未来要想发展得更快，途径就是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而目前中国另一个最不理想的是，“民企政治地位太低”。现在国家把民营企业放到统战部下面去，把民营企业当成统战对象，民营企业一旦长大就想办法逃到国外去。而中国发展将来一定要靠民企，这是大趋势。现在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还没有转变，看民营企业不顺眼就自己做。若是政府医疗自己做，教育自己做，金融自己做，全部都由政府自己做，这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了。中国工商联某位副主席的讲话引起他的共鸣：在一个行业里面，如果没有强大的民企参与里面，这就是一个不充分竞争的行业，不正常的行业。

　　李荣融掌舵的国资委考核央企每年的利润增长。“考评什么呢？垄断行业怎么去考评呢？国资委有什么可以骄傲呢？国有企业处于竞争行业还好，但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百分之五利息？民营企业贷款利息百分之十五，这怎么比呢？有的国有企业直接拿贷款不用干活都能赚钱”。朱敏曾当面对李荣融表达不满：“哥们你怎么能这样？总是说国营企业利润又增长了，靠银行利息放高利贷谁不能增长呢？”

　　他建议，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怎么想办法激励民营企业去做。政府应是裁判员，制定游戏规则，做好监管就可以了。市场的事情让市场自身去解决。另外，政府对信誉好的企业或基金机构提供支持就可以了。“政府应改变每件事情都想去做的老传统。我是投资人，一个好项目我自己也能做，但我绝对不能做。我自己做就又变成企业家了。我只负责投资，找最好的企业支持他做好。资本层面是全球整合的工具，中国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谈到这里，朱敏甚至生气了，直言不讳说，中国的税收制度至今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就像毛泽东主席说的，每个人脑壳后面给你梳三根小辫子，拉拉你就会痛的。美国的税收不然，企业与个人交什么税，交没交很清楚，定义明确，没有模糊地带。“中国民营企业家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把他抓起来。这一弄，企业家没有任何安全感。你税收制度原来就没有定义好，为什么说人家偷税漏税呢”？

　　最后，朱敏对《中国改革》表示，工作起来发牢骚的时间根本没有。他向《中国改革》记者独家透露，“我在跟正泰联合一起做20亿元规模的光伏基金”。

　　他开玩笑说把这个基金做成一个“民资委”，不是“国资委”概念的政府组织。这个“民资委”可以有民企资本、国企资本，也可以有外资参与。这应该是一个资金混合体。“我不是说成立一个组织叫民资委，我的意思是资本层面在产业整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一个行业被资本整合以后产业效率肯定非常高”。

　　他举例说，靠政策整合中国钢铁产业是不行的。产业整合需要强大的资本去完成。南存辉不可能完成电气产业的整合，因为其他同行业企业都是他的经营对手。投资机构才能完成这个整合，因为投资机构是中立的。但毋庸置疑，朱敏与南存辉合作就有可能打败南存辉的竞争对手。朱敏说，国外的产业整合都是靠资本整合。

　　一个行业要整合出航空母舰出来，但企业没钱，而朱敏现在有20亿元的基金。若投到美国的光伏电站行业，这个资金规模就可能放大到200亿元。“这要靠政府推动才行，但政府还没有认识到重要性，我要想办法忽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