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东方愚

　　2009年8月11日，台湾一份新的媒体——《旺报》诞生。有人起初以为这是旺旺集团的企业报或内刊，而当看到创刊仪式上嘉宾云集，连战、吴伯雄、江丙坤等台湾重要政治人物亲临致贺，特别是看到马英九题写的“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10个大字时，才明白《旺报》非但不是内刊，而是一份专门报道大陆的大众媒体。

　　《旺报》的老板即为去年“高价吞下”台湾《中国时报》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彼时人们惊讶或怀疑于一个休闲食品企业的掌门人涉足传媒，究竟带有几分玩票色彩。而如今《旺报》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蔡衍明试图将自己的传媒帝国的版图扩张、再扩张。

　　旺旺集团去年的营收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42%。在金融危机中取得不俗业绩，令人瞩目。蔡衍明身上充满传奇色彩，他的食品主业的大本营在内地(总部在上海)，传媒则根植台湾，台湾传媒因此称之为“红色资本家”，大有中信泰富前主席荣智健的味道——主业在香港，“红帽子”在北京。不过，他与荣智健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即蔡衍明的“红”有股“后发制人”的味道。

　　蔡衍明腰间至少插有三把斧头，一把用以经营企业，一把用以玩转传媒，另一把用以做个好父亲。

　　街头智慧与资本棋局

　　美国《福布斯》杂志今年7月初公布了“台湾前40大富豪”，总资产为550亿美元，比一年前的770亿美元缩水3成。国泰金控的蔡宏图兄弟虽再度居首(51亿美元)，但资产相比上一年大幅缩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旺旺掌门人蔡衍明，个人资产却从上一年的26亿美元劲增至今年的36亿美元，成为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其“米果大王”称号更是声名远扬。

　　1957年，蔡衍明出生于台湾。这一年，中国内地一位刚过不惑之年、名叫荣毅仁的商人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把家族企业交给了国家，自己成为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举动被时任副总理的陈毅给予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同样在1957年，于内地婴儿潮中诞生、日后在商界均有一番作为者还有黄宏生、张茵、李东生、陈景河、赵本山等人。

　　最近有本美国畅销书叫《异类》，大体是说一些成功人士的成功绝非偶然，若非比尔?盖茨很小的时候即有便利条件上机操练，也未必会成为日后那个IT界巨人。照此逻辑，如果说逾200亿元人民币身家的蔡衍明比他的同龄人有所幸运的话，家庭条件优越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过，与比尔?盖茨从小热衷甚至痴迷于计算机有所不同，尽管蔡衍明出身台北商人家庭，但他从小习惯在街头称霸当王，远没有接受任何商业环境的熏陶。他19岁霸王硬上弓、替父亲打理宜兰食品厂(旺旺前身)后，正是由于少年时期的玩票心理，使得他用一年的时间即告一败涂地，一时落得“败家子”的臭名。结果导致其性情大变，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东山再起和治理之道，以避免将来走更大的弯路(这比黄宏生在2000年遭遇陆强华事件后彻底反省足足早了20年)。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后来他在执掌旺旺过程中，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用人方略，正是由于他善于将当年的混混脾性变通为街头智慧，反而频频斩获事半功倍的效用。

　　譬如，他在上世纪80年代大败“统一”等台湾米果界枭雄，打的是价格战。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初入大陆，聪明地绕开招商引资热潮如火如荼的沿海地区，而是取道湖南，“这种大胆决策，也只有蔡衍明这种有Streetsense(街头智慧)的人才敢去用”，台湾金融大亨卢正昕说；再如，蔡衍明善于授权，且往往出手大方(从当年员工可入股宜兰食品以及后来可参股旺旺控股可见一斑)，旺旺如今在内地有32家分公司，蔡衍明并非每家都曾登门。

　　旺旺去年逆势扩张与蔡衍明一直以来凌厉的风格并无二致，而蔡在资本市场上同样是“快刀斩乱麻”。1996年旺旺控股已成功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由于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加坡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 ，蔡衍明说。结果是11年后的2007年7月27日，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旺旺退市一度引起资本市场强烈关注。不足一年后的2008年3月26日，旺旺又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新加坡和香港的一进一退，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7成，真可谓一箭双雕。

　　2009年4月28日，蔡衍明回到台湾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成功，受到热炒。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和第一位吃螃蟹者，他乐此不疲、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传媒帝国与政治情怀

　　台湾商界与传媒界曾将蔡衍明的成功案例加以解剖，就“学院智慧”和“街头智慧”的取舍及平衡术展开热议。不过，自去年蔡衍明吃下台湾中时集团后，人们将视线聚焦于蔡衍明的“家”究竟在何方——因为传媒与食品一为精神食粮，一为有形米果，两者属性毕竟差异较大，蔡以个人名义高价并购台湾传媒似乎与旺旺一直以来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事实有所“冲突” 。

　　蔡衍明去年以来在传媒产业不断显露大手笔，源于他几年前梦断入股东森卫视等事件。他的固执再一次发挥到淋漓尽致。有人更是溯源至蔡衍明小时候——在自家电影院看大片，看不惯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总是出演卑微角色，遂萌生将来手执一面传媒大旗的想法。

　　蔡入主《中时》后，声称“这是我的兴趣，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就像开飞机一样(蔡是台湾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我是把媒体当公益事业在办，不是用来赚钱！” “如果做好了，股东们把红利分一分，属于我的部分，统统拿去做公益……”

　　不过，今年6月，即蔡衍明入主《中时》仅仅7个月后，他犯了众怒——中时集团和NCC(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的争议，衍生出与公民团体、学者、记者间几近兴讼。上百位学者的联名挞伐，呼吁《中时》不要残害言论自由的活动一时杀得蔡衍明措手不及。

　　当“媒体不是老板的私器”的抗议声愈演愈烈时，蔡衍明只好软了下来，称自己 “当时一股气上来”，“事后想想还是错了”。

　　这一事件之后，力挺蔡衍明者辩称是其“真性情”的表露，而批评者则开始从更深入的角度——政治情怀——为蔡衍明的霸道寻找起注解来。这显然已经是区别于《中国时报》创始人余纪忠“报纸真正的价值，是存在于他们有没有灵魂和特有的精神”的另一个方向，但却大有“不得已而寻之”的味道。

　　也有人开始从诸如2008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受困时蔡衍明一直陪伴在旁开始揣测他与内地高层的关系，以及怀疑收购中时集团背后是否有内地资本涉入等。更有人推断蔡衍明在全球频频收购因金融海啸而受到重创的媒体未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无论是由于传媒经营经验不足的原因，抑或英雄主义情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蔡衍明身上的政治意味显然愈加浓烈，特别是今年8月11日《旺报》出炉，红底版头上 “台湾优先，两岸第一”的醒目口号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11”翻译成英文是‘oneone’，和公司名旺旺谐音，吉利。”蔡衍明说。这似乎也帮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他的私人飞机选择在2008年12月18日这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从上海到台北，成为国内直航两岸私人飞机中的N O.1。

　　子承父业与永续经营

　　蔡衍明以逾200亿元新台币接手中时集团后，原经营者、中时创办人余纪忠之子余建新转任顾问。一如当年蔡衍明帮父亲打理买来的宜兰食品厂一样，如今帮蔡衍明打理中时集团的，是他的长子、生于1982年的蔡绍中(任中时媒体集团总经理)。

　　蔡衍明创业30载，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积累了浑身的“功夫”和经验。他由此断定，“街头智慧”是最棒的教育方式，遂将之灌输给自己的子女——读书不宜过多、实践方出真知。于是，尽管其长子蔡绍中学习成绩优异，但仍于2001年高中毕业后即告学业中止，转而进入旺旺集团开始漫长的“见习之旅”。

　　蔡氏的这一主张与去年去世的“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信条如同一辙——尽管两者年龄相差超过 40岁。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当年到英国留学(当时台塑还没创建)，硕士读完想继续深造时遭到父亲反对，学业差点中断，后勉强读完博士。王文洋听起来要比蔡绍中“幸运”一些。

　　这种教育思维在如今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一般来说，上一代人由于条件欠佳而未能读书三尺，定不希望遗憾重演于下一代人身上。譬如台湾首富蔡宏图(二代企业家)及其儿子均拥有博士学位；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子女均为美国名校硕士毕业。100个人眼中就有100种成才理念，蔡衍明和王永庆的特立独行和独树一帜，也许正是“街头智慧”与“学院智慧 ”至今在台湾被热议的源头之一。

　　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19岁的蔡绍中高中毕业后进入旺旺，直到今日的8年时间中，被蔡衍明以了“魔鬼式训练”。其中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头3年的“见习生”时期——到旺旺的诸多部门轮岗见习。“我没有名片，因为没什么头衔，我的名牌(工作证)上只有我的‘蔡绍中’3个字，”蔡绍中说。

　　第二个阶段是接下来3年，蔡衍明安排蔡绍中为自己作“特别助理”。主要意图一来便于提早俯瞰大局，二来磨其性子。蔡衍明对数字非常敏感，他要求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企业的收入、利润、成本等数字要了然于胸，对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各细节的解释要条理清晰。“每周一次的familyday(家庭日)，父亲都会追问各项事情的进度和执行细节，他甚至不放过吃饭时间，”蔡绍中说。这一点与王永庆当年在台塑施行的“午餐汇报制”亦不谋而合。

　　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开始，蔡绍中开始在管理层被委以要职：旺旺公司执行董事、友联产物保险董事等。直至2 009年的两年间，他的管理技能得到了极大的考验与提升，特别在去年旺旺赴港上市期间，蔡绍中几乎成为了喜欢问“为什么”的蔡衍明的“答案提取器”。

　　2009年则是蔡绍中的第四个阶段的开始，也是蔡衍明一边心怀家业永续的念想、一边与儿子分疆而治的开始—— 自2009年7月6日起，蔡绍中改任旺旺的非执行董事，联系此前的4月16日他被任命为亚洲电视董事及中时集团总经理，蔡衍明希望儿子在传媒帝国上有所建树和创新的意图至为明显。

　　儿子负责传媒产业，自己在米果老本行或酒店(神旺大酒店)业继续跑马圈地，这样的分疆而治显然与一些人对他利用媒体公器满足自身政治情怀的推测背道而驰。这正是区别于荣毅仁、荣智健的另一类“红色资本家”的神秘和吊诡之处—— 你爱他、又恨他，但终归到底，不能不爱他——至少需要他。而这也正是他们同时舞动着几把斧头、似乎总在抄近道疾行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