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档案揭秘）新中国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日内瓦“破冰之旅”

　　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记者侯丽军、黄富慧）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在为期3个月的会议中，既有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中国斡旋破解印度支那和平难题等重要外交事件；也有英国外交大臣对中国电影《梁祝哀史》赞不绝口，为儿子向周总理索取签名等趣闻轶事。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透过一份份泛黄的外交档案，我们仿佛依然可见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家们首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的风采。

　　“去花山别墅最勤的人”

　　在1954年6月1日一份题为《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就中国英国官方和半官方接触情况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周恩来的亲笔记述：“艾登曾两次主动访我，明晚又约我晚餐，我已同意，其间我曾回访一次。”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是一个处事老道的外交家。6月1日晚，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艾登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子”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来？周恩来旋即表示同意。

　　在这段谈话中，隐藏着中英之间的一段旧事：英国是最早宣布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由于它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上的消极态度和朝鲜战争中派军参战并对华实行禁运，双方建交谈判陷于停顿。然而，英国的建交谈判代表杜威廉却留在北京，继续起着联络两国的作用。艾登这次来到日内瓦，也期待能把和中国的这种“半截子”外交关系往前推进一步。

　　6月8日，周恩来回请艾登，并为其放映了国内刚刚制作完成的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据一份名为《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外长宴请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经过简述》的档案记载，艾登观后，对影片赞不绝口，说“影片色彩鲜艳，服装美丽，女主角表演优异”，建议中国向国外出口这一影片。

　　甚为有趣的是，这位风趣幽默的外交家还在席间索取了中英文菜单各一份，请周恩来在上面签名。原来，在二战时期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艾登就曾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一张纸上签字，他的儿子获得后，引以为荣。

　　经过中英两国外长的努力，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最终得以确立。中英双方在日内瓦时间6月17日下午3时同时发表公报。

　　周恩来在当天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走向正常化。”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常常到中国代表团在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花山别墅驻地拜访周恩来，次数甚至超过了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因而被人戏称为“去花山别墅最勤的人”。

　　伯尔尼会晤：破解印支和平难题

　　1954年4月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抵日内瓦国际机场，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各国记者，首席代表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1954年5月7日，法国远征军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失败，当政的拉尼埃政府随之倒台。6月17日，主和派的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他向法国议会承诺，一定要在7月20日前达成停战协定，否则他将主动辞职。

　　周恩来抓住孟戴斯上台可能带来的政策调整契机。6月23日，周恩来和孟戴斯在瑞士伯尔尼会面，就尽快结束战争作了开诚布公的谈话。

　　据解密外交档案中的会谈纪要记载，孟戴斯当时急切地表示：“很高兴总理提出这样的意见，即最好要经过两个阶段。先停战，然后政治解决。我完全同意。正是总理所说的理由，我们真要进展的话，第一步要集中精力，解决停火问题，包括集结区域问题的划定。”

　　周恩来说：“在双方把大集结区域划定后，就能使外交谈判有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也同意总理先生的看法……我们现在的努力是要使双方早日达成协议。在三周之内获得结果，使交战双方都能获得光荣的和平，满足法越以及世界人民的愿望。”

　　通过这次会晤，周恩来摸清了法国的意图，明确了印度支那问题取得突破的关键是在越法双方军队集结区划分问题上打破僵局，而当务之急就是说服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的越南在作出合理让步的基础上与法国进行谈判。

　　随后，周恩来马不停蹄，经印度、缅甸，返回中国，在柳州同胡志明主席举行了八次会谈，其间他反复用中国革命的生动例子来阐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周恩来对情况的客观分析之下，越方调整了谈判立场。

　　7月20日，孟戴斯承诺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到了，但直至20日晚12时，原属法国殖民地的印支三国代表拖延着就是不肯签署停战协议。这一招把法国人吓坏了，结果是虚惊一场。

　　第二天，在东方阵营作了些许让步的基础上，所有交战双方代表分别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个《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英国人牵线搭桥 打破中美坚冰

　　提到日内瓦会议，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

　　尽管据当时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新闻联络官熊向晖回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握手”传闻却反映了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形势。

　　然而，中美之间又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进行直接接触。当时，美国政府要求我方释放其在中国犯罪在押的罪犯，而中方也提出美国扣留我留美学生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阻挠钱学森、赵忠尧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回国。

　　尽管倨傲在先，但在日内瓦会议后半期，美国人却通过英国人杜威廉主动向中国代表团发出了信号。

　　据解密外交档案记载，针对中美直接接触的问题，周恩来曾于6月3日致电中央说：“如果美方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当然首先要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并区别对待犯法美侨和其他美国人。”

　　不料第二天，杜威廉就向中方传过话来，说美方将派代表团第三号人物、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为代表与中方谈判。对此，中方也很快作出回复：由王炳南为代表与美方接触。

　　6月5日10时，中美首次谈判在国际联盟大厦的一间会客室里举行，谈判仅仅进行了15分钟。尽管如此，它仍可以说是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条门缝。因为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正式接触，也开启了此后长达9年的中美大使级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