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 23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许耀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就十七届四中全会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来源

　　记者：在十七届全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我党的执政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许耀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执政能力的问题。全会的主题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去讲党的建设，一般是四大方面，即思想建设(其中着重包含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时就加了一个能力建设，变成为五大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关注能力建设，提出了能力建设，而且还集中研究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把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专门作了一个决定。《决定》指出：“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它很好地说明了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强调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党的执政能力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至少要强调三点：

　　一是从内容上看，党的执政能力来自五个方面。根据《决定》所说的，这五个方面就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也就是说，党的执政能力就是由这五方面构成，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的领域。

　　二是从来源上说，这五大能力的源泉究竟蕴藏在哪里呢，可以说是蕴藏在我们的知识学习中、工作锻炼中、改革实践中以及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中。这四个方面的来源缺一不可，如果离开这四个来源，我们党别说拥有什么能力，恐怕而是变成了傻子、疯子、聋子、跛子的问题。

　　三是从态度和精神上说，要获得执政能力，还一定要讲谦虚、务实、认真、开放进取、讲求实效。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也不可能拥有执政能力。

　　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党建问题的四大现实背景

　　记者：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为何时隔15年，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聚焦这个问题的现实背景。

　　许耀桐：实际上不应该这么说，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后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当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在2001年9月时，也就是十五届六中全会，就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接着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可以说，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也包括现在的十七大在内，在每一次党代会的五年间，都会安排一个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也不奇怪，党要管党，就要把自身的事情首先做好。

　　虽然在十四大以来的每一次党代会后的五年期间，都会研究党的建设问题，但每一次并非只是形式上的安排，而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和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的。那么，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的现实背景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从党的思想状况来看，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各级干部的头脑。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宣传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都是很清楚的，例如，对为什么要科学发展，怎样更好地科学发展，都还要下很大力气来统一认识。有的干部不学习、浑浑噩噩，素质差，例如有一个副局长这样质问记者“你到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二是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并不容乐观。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

　　三是从党的规制状况来看，缺漏还比较多。例如，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制度性解决。还有就是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的制约问题，这更是根本的问题，现在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仍然是“绝对权威”、开“一言堂”，甚至是盲目决策、瞎指挥，而受不到任何的批评、监督。

　　四是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现在是一条正道和三条邪路并存。一条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风正，工作踏实、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拥护，通过实践得到证实确实是好干部的被提拔重用了，这是体现了我们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但是，除了这条正道外，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人是通过其他三条邪路上去的，一是靠溜须拍马、裙带关系，从而得到上级的赏识，或者直接就是上级某个领导的亲信，得到他的认可，得到他的指定而提拔的；二是靠拉帮结派，搞哥们兄弟关系，通过哥们义气“拉票”帮衬，在所谓的民意测验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的；三是有的就是直接依靠金钱的力量，通过买官卖官上去的。这三条邪路必须坚决堵住。

　　总之，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党的建设就不能前进，甚至会发生危机。所以，需要通过十七届四中全会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党一脉相承的党建思维脉络

　　记者：党的建设一直被称为“伟大工程”，源远流长，其思维一脉相承。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我党一脉相承的党建思维脉络。

　　毛泽东首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提出来，侧重于革命党的战斗力建设

　　许耀桐：党中央三代领导人都关注党的建设问题，这有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1939年10月，毛泽东首次把党的建设作为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并列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在进行之中。”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这个命题。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针对的主要是革命党的建设，是要增强革命党的战斗力，是为了建立新中国。

　　10年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命题，并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城掌握全国政权是“进京赶考”，表示“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邓小平把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明确与“执政”联系起来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思想，在邓小平那里向前发展。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首次提出，要搞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据考证，这是第一次把我们党称为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此后，1962年邓小平又再次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可惜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2月，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执政党怎样才合格”的问题。

　　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并初步把它与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为江泽民所高度重视。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召开的党建理论研讨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1994年，江泽民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命题，对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做了深入的阐述，提出了“新的伟大的工程”。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