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百年阅读
一个国家的百年阅读
19世纪中期，第一批见识过西方文明国家的清朝官员，看到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机构所发挥的能量，经过有识之士们一个甲子坚持不懈地奏议，清廷终于在最末一代皇帝的任期里，批准建立一座国家图书馆。
这个国家的图书馆，从广化寺的一间庙、国子监南学一排宿舍到文津街开始有了院落。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937年 抗战期间，以图书馆“四分五裂”的状态，坚守着各项正常的馆务以及战时服务，并因了与西南联大的互动，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1949年以后，这座图书馆像这个国家一样，再一次经历磨难。在近30年中，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搭乘网络时代的快车，这座庄严的建筑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知识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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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从出生开始，就被建在荒僻地段
-本刊记者/杨东晓
到了宣统元年，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奏折上奏到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这次上奏的是洋务派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摄政王载 沣是光绪皇帝载恬的弟弟，从1909年起，做起了自己儿子宣统皇帝的摄政王。载沣受过严格的皇家教育，资质上等，当时 能在朝廷上拍板的人就是载沣。上奏者张之洞主管学部，有的考证认为，张之洞的这个奏折，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写的，他是张 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在1909年7月上奏成立京师图书馆时已病势深沉。9月9日批准建立京师图书馆，10月4日，张之 洞就故世了。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张之洞不抓紧生前有限时日递上奏章，以清政府后来的腐败，这事肯定就又耽误下来。
北京城边上的迁徙
载沣批给京师图书馆的地方，是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边的广化寺，广化寺以及后来迁居的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 址、文津街，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北京城内文化深蕴之处，但是百年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紫禁城外西北部不起眼的地方，但总算 是给图书馆安了个家。在筹建期间因为要从国内各地的私家藏书楼调书，任命馆长、主要官员，筹集资金，所以三年后才开馆 。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
缪荃孙也是张之洞的幕僚，1907年出任了一个省级图书馆总办——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总办。缪监督对 初创的京师图书馆的主要贡献是两件事：第一是建馆，督促办理议程事务；第二是把征集来的图书建立了分门别类的体系。这 位有着图书馆经验的文人，亲自编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另一个是《清学部图书馆方志书目》。
缪荃孙主持的京师图书馆在三年后的1912年8月27日开馆，正式接待读者，地址就是广化寺。收藏的主要书籍 如下：第一类是内阁大库残帙，这类包括宫廷、政府收集来的散落不完整的图书；第二类是国子监南学的典籍，国子监南学是 方家胡同国子监师生进修与住宿的处所；第三类是敦煌遗书；第四类是一些私人藏书，当时收藏的主要有南陵徐乃昌积学斋、 归安姚觐元咫进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三个藏书楼的藏书。成立京师图书馆前，陆氏苞宋楼藏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在载 而去”，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亦有觊觎者”；第五类是金石拓本碑帖，金石碑拓作为文章体例工整严谨、书法又很优美 ，是综合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藏品之一。遗憾的是，限于藏书楼的历史局限，没有外文图书。
虽说1912年8月开馆了，但广化寺地处北城，偏僻潮湿，读者很少，且多为“士”，招致不少社会批评，191 3年10月就闭馆另谋新址了。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图书馆1916年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呈缴本，这标志着开始履行国家 图书馆的职能。当时省图书馆可以向本省征书，但是跨省不行，唯独京师图书馆有这个权力向全国出版机构征书。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第二次开馆，地址迁到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那是国子监老师和学 生上课兼住宿的地方，设施简陋，安在这儿其实也没往是否适合图书馆使用上想。但至少是把读书人和书类归了。鲁迅作为教 育部主管图书馆的官员，参加了开馆仪式，此前，因为有鲁迅的积极斡旋与奔走，《四库全书》、国子监南学与内阁大库的旧 藏，成为这里的馆藏基础。
民国时期过得很拮据
第二次开馆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经是在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始归北洋政府，后来归南京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部废 除了监督，改称馆长，缪荃孙辞职后，江瀚接任。
民国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开始履行它教育、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当时无论士农工商军 界还是女学界，皆得阅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图书馆第一个特点就是缺钱，经费无法落实。京师图书馆从成立起就一直财政困难，虽有拨款但始终 不能到位。从1909年就一直苦撑着经费短缺、甚至开不出工资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教育部 有个制度，就是由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局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种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到京师图书 馆，兼任馆长的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换得最勤时一个月甚至换一两个。
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是在文津阁一次收进来的。明成祖朱棣修的《永乐大典》因战乱，到民国时已收不齐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古籍的收集保护，在山东民间发现有夹鞋样的大开本古书竟然是《永乐大典》，奖励了当事人后 ，收归国有。
1920年代，宣武门外开办分馆，后来叫京师第一通俗图书馆，就是现在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这里开始出现大众读 物、普通报刊。梁启超1925年到1927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经费尤其紧张，他曾一再向政府提出拨款请求，但都 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万般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抵押给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维持馆务运转并给员工发了一年工 资。做完这件事之后，他迫于馆务难以为计，写了两封辞职报告，获准后就辞职了。
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担任着北海公园内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资办的，由李 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中基会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管理部门，经费较充足。除了建立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 华大学)外，还建立了这个图书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改称北平，1928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 ，由于地处市区中心地带，传播知识就方便多了。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现在北海公园旁边的文津阁馆舍就是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出资建造的，地址是教育部划拨的官地，6月开馆时蔡元培是馆长。他当时任大学院院长，主管教育。袁同礼被任命 为副馆长，实际上主持馆务，袁同礼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把管理人员送到国外学习，还 有就是用国际交流形式交换馆员。这些人学成后，有的回到本馆，也有离开去其他图书馆工作的，成为全国各个图书馆的业务 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担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图书馆馆长，或是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
袁同礼重视敦煌学的研究，1934年派王重民到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敦煌遗书，并协助伯希和编辑整理了他的 手稿；1935年派向达到伦敦影印和研究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王、向二氏共摄回照片12000多张，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他本人还著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
抗战南迁
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刚刚稳定发展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这艰难的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保护国家遗产，履行 服务社会的职能，真可谓是战斗在“五湖四海”。
1935年至1936年，为了防范日本利用战争进行文化掠夺，图书馆先是将一批珍贵的善本特藏抢先转移到北京 、天津的学校和银行，随着战事的扩大，又南迁至上海的租界区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等处。1941年，从存放上海的善本图 书中又挑选最精华的部分装成102箱运往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1943年被拍摄成缩微胶卷，但这批书在196 5年11月被运到了台湾，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地库里。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后，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路南迁，先是到了长沙，后又辗转昆明。在这里和这几 所高校合组的西南联大一同办图书馆，解决了战争期间高校缺少参考书、图书馆为更多师生服务的问题。
这一时期，蔡元培体力日渐不支，一直住在香港九龙的家里，直到1940年在那里故世。抗战期间袁同礼代理馆长 之职那几年，经常有些馆务会就在香港蔡宅召开。1938年3月在袁的倡议下，香港的馆务会议开创了战时图书馆又一重大 使命。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次会议上决定了昆明办事处的工作大纲，征购包括少数民族照片在内的西南文献、传拓石刻，还决 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这项决定后来收到了丰硕成果，补充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少数民 族特藏文献。
此时的北平国立图书馆，除了沦陷在北平的原馆址，在昆明设立了馆本部，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表面看似乎四分五裂，实际上却在统一领导下，坚持开展馆务运行。遥远的北平，留守馆员坚守馆产，拒当汉奸，和日寇展 开斗争；大后方重庆做着正常的业务，印制馆刊采购图书；香港方面利用所处环境，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上海方面则侧重为“ 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搜集敌伪印刷品，仔细保护着南迁的部分馆产。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又回到北平。就在它的名字将再次冠以“北京”之前的1949年，袁同礼这位早年匹兹堡大学 的法学博士，离开了故国定居美利坚。
从文津街到白石桥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家历经沧桑的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变了。解放之初是面向劳动大众、面向工农兵、面向最基层的群众，免费开放，还开过夜馆。郭沫若、曹禹等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在这里免费开办文化讲座，有些讲座还配放电影。读者最远有专程坐火车来的。挂着高音喇叭的汽车从文津街开出去，把书送到生产一线和水库工地。
图书种类更为丰富，国际交换发展很快，再则有了政府调拨、私人捐赠、接受缴送和自行购藏，藏书增长有了基本保证。但是接受缴送进行得并不顺利，至今虽经主管部门再三强调，仍然不很理想。国家图书馆履行国家总书库的职能还要靠社 会和出版机构的支持。
1949年以后，国图不幸的年代就是“文革”，专业人才出现断档，原来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废弛，都被当成封资修和“四旧”给破了，“踢开党委”以后，藏书也面临被红卫兵烧毁的危险，这种情况下还是“军管”起了作用，制止了社会 上蔓延的过激行为。
“文革”后期，北京图书馆的馆员陆续从干校回到馆内，开始恢复被破坏的业务，在文津街扩建北图的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1975年3月，重病中的周总理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经过勘察比较，北京图书馆选定西直门外白颐路(现中关村南大街)边上、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地盘，作为新馆址。这 里远离市区能盖高楼，地质也适合深挖地库设施。但是为了建设新馆，北京图书馆用了7年时间，才完成拆迁，陆陆续续将北京第一皮鞋厂、自来水公司、园林局从这里搬走。1983年新馆工程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使用。
1998年12月，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更名，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内称“国家图书馆”，它门前那条偏僻的城外野径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国图建馆100年之时，这里也要开通地铁。1950年代时，国家为了把图书馆办成 没有围墙的阅读场所，曾经送书上官厅水库，半个世纪后，它的物理围墙的确“不存在”了。2008年9月9日，国图这位99岁饱经沧桑的老者，进入全新的时代，开启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优势已经能够使读者在家中享受到馆藏服务。
截至国图百年华诞时，馆藏文献已达2700万册(件)，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共有善本古籍27万册(件)， 普通古籍164万(件)。馆藏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极为珍贵；外文善本中最早 的版本为1473?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摇篮本”；数字资源250TB,自建资源180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