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短短十来年间就进入了汽车时代，但从公共管理水平到个人交通意识，却还没有适应汽车文明

　　何三畏

　　从去年12月14日到现在，许多成都和重庆的市民，都听熟了一个叫孙伟铭的名字。这位现年30的重庆籍青年，中学毕业来到成都打工，他勤奋努力，到去年底，经营着自己的IT铺子，他热爱生活，对未来有信心，他按揭了一套房子，一辆汽车。他喜欢无师自通，没有学习驾驶的记录，没有驾驶执照。他出身底层家庭，这样的生活令他和他的家人满意，直到去年12月14日。这一天，他的一位长辈在成都过生日，他的父母来到成都，他在宴席上受到长辈的夸奖，称他有出息。他喝多了。

　　直到现在，没有人说出他到底喝了多少，只知道他酒后驾驶着他按揭而来的别克轿车，送父母去成都火车站，他们要回重庆。这一点，成为事后人们不能谅解他的理由之一——他们家人默认了这位全家最有希望的年轻人醉驾。送完父母回来，他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然后，掉头逆向加速逃跑，又撞上3辆小车。当场致4人死亡，1人重伤。惨祸造成3个家庭破碎，死者是两对夫妇，伤者至今意识模糊。第二天，当有人去看拘留中的孙伟铭，他最先关心的问题是，死者是什么户口(在我国，交通事故赔偿需要考虑死者的户口属性，农民赔偿最少)，这也被人们认为孙伟铭“良心长得比较靠后”。

　　今年7月2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孙伟铭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院宣布，孙伟铭的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但一审量刑过重，改判无期徒刑。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孙伟铭醉驾案”。此案法律上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距离！

　　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每年各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10万以上，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无论从绝对数字还是车有量来说，都是世界之最。换算成更直观的说法，它相当于中国每5分钟有一人因车祸丧身，每分钟有一人因车祸致残，也相当于每天掉下一架满载300人的大客机。

　　中国的车祸为什么这么多？这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那时，汽车少，路况差，公路上人车混行，大车小车，四轮三轮两轮，机动人力畜力混行。人们希望，有一天，道路改善后，安全状况也会改善。但是，现在，中国的乡村公路都已经相当高级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几个国家之一，城市的道路也相当宽阔，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马路杀手”？

　　中国在短短十来年间就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是从公共管理水平到个人交通意识，却还没有适应汽车文明。我们按照“车本主义”的路线建设了城市道路，造成行人和行车的矛盾。道路上总不免有享受交通法规的豁免权，不时会因为某个并不很大的人物的出现而进行交通管制，造成人们在公路上不信仰法律，而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醉驾”状态。

　　曾经有人审视西方汽车文明时说，“汽车和政治是人类的两个愚蠢的发明。”在失去控制就会威胁公共安全这一点上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然而，也许汽车更“愚蠢”，即使有一天政治永远不再威胁公共安全，但汽车还会“杀人”。

　　汽车是难以驾驭的，但你可以驾驭你的心灵。你可以有足够的法制观念，你可以对生命有足够的尊重，你可以不酒壮车胆，你可以不主动违章，你可以不肇事逃逸，你可以常怀谨慎。你还可以理解，大量土地被硬化，而以几百马力的功率把你运送到另一个目的地，这是不是“经济”、环保和公平，你是否可以不对违章的行人实行“零容忍”，可以不为“被迫”礼让了一回而骂骂咧咧不可开交的样子，可以心生“歉意”，“谅解”斑马线上行动迟缓的老人，可以对行走急切的路人挥挥手让他先行……这就是交通安全。

　　总之，现在我们知道了，公路的级别不是安全的保障。法治的管理和文明教养，才能使交通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