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沈大伟(戴维·香博)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近日，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的表现、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问题，本网记者在华盛顿对沈大伟进行了专访。

　　“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请求，此次采访将围绕中国共产党展开，这也是您那本广受关注的著作《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的主题。抛开意识形态因素，您认为评价一个执政党工作表现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按照这些标准，您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的整体表现？

　　沈大伟：首先，你提到了“抛开意识形态因素”。我不确定你这句话的意思，但我可以说，在西方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看来，“抛开意识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主要根据务实的考量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作出了许多重大政策决定，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意识形态来作出政策决定，就像毛泽东主义时代经常出现的那种情况。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归纳式”决策(以事实为依据作出评估)而不是“演绎式”决策(以理论或意识形态为依据)。

　　至于你提出的评价一个执政党工作表现的客观标准问题，我要说的是，政治学家都会使用一个标准：合法性。合法性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认为他们的执政党和政治家在为他们谋福利，保护他们的国家利益，鼓励他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政治合法性也关系到人民是否愿意和自觉服从于一个政党和政府，而不是被要求或被强迫服从。

　　这些都是简单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国家经济，而且改善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国外榜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记者：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几乎每个社会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您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言，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彻底改造自己的痛苦过程，改造的结果似乎有好有坏。作为一个政党或实体，您会怎样描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主流形象是什么？

　　沈大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而且在我的书中也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与吸取国外教训(吸取国外其他政党和政府的教训)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具体而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灾难性解体，令中国共产党内部深感不安，但它通过仔细研究这些政府解体的原因，把这种不安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东西。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许多结论，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结论包括：

　　———执政党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不能教条和僵化。

　　———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

　　———不要(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投入军工企业而导致经济畸形发展。

　　———不要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

　　———要通过一套正式的退休制度定期更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

　　———要让执政党的构成反映出社会的构成以及社会中新出现的阶层(例如私营领域)。

　　———允许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为社会做贡献。

　　———保持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控制。

　　中国共产党还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吸取了别的“教训”，但上面这些在我看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让自己局限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真正放眼于全世界的各种政治体制，学习可能在中国有用的东西。十六届四中全会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提出了建设“执政能力”的政策，是对中国共产党吸取教训和适应新环境过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总结。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在政治领域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在其他每一个改革领域曾经做过的事情———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将有用的国外榜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和改革的其他领域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在政治领域也正在这样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将东亚新专制主义、欧洲社会民主、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

　　你还问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主流看法是什么？对于你的问题，我得很遗憾地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非常贫乏和狭隘。大多数人只把它看作一个“共产主义”和反民主的政党。他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的党内改革，就连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此也不了解。假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组织，就可以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自己———不过外国人很难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发展。例如，假如中国共产党能够组织外国记者和学者参访地方党委、中央党校或中共中央几大部门，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那将会很有帮助。

　　“‘公共产品’是中国面临的首要挑战”

　　记者：在书中，您就中国共产党所面临挑战、其适应能力以及生存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您用了“萎缩(atro-phy)”一词来形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来自党内外的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您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构成最严重的考验是哪些？您对中国共产党努力自我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给予了一些赞扬。您能对中国共产党迄今所做的调整给予最新评价吗？

　　沈大伟：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鉴于中国的规模和复杂性及其惊人的现代化速度，这一点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挑出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是打击腐败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目前，无论中国共产党还是各级政府都受腐败现象的困扰。中国媒体需要获得更大自由，对腐败案例进行调查和揭露。

　　说到“公共产品”，我指的是提供社会服务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加强教育和增加受教育机遇，建立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和提高职场安全标准，等等。这是像中国这样正在由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国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从外部看，中国政府在加强外交、提高海外形象方面成绩斐然。中国目前国泰民安，与大国建立了极好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各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欧洲、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中存在一些摩擦，但从整体看，中国的外交关系目前是20年来最好的时期。

　　“中国已走上自己的民主道路”

　　记者：有些观察家认为，作为彻底自我改造的部分努力，中国共产党近些年来作出了很大努力，以使自己由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执政或治国的政党”。例如，它修改党章以扩大成员基础，吸收企业家的加入；其领导层大力强调“执政为民”的重要性，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努力？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的确作出了重大努力，扩大成员基础。这对“跟上时代”、让执政党能够体现社会实际的(变化中的)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允许中国其它8个政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框架下)独立进行自我建设，而不仅仅是作为“统一战线”的工具。多党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

　　记者：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通过让人民和世界看到一个更人性化的面孔，以努力改善他们的领导风格。通过定期听取有关经济和其它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讲座，他们还在努力加强自身的决策能力。这些努力对提高自身形象、加强领导能力有帮助吗？

　　沈大伟：我要赞扬的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了这些努力，并希望它们能够真正为高级领导人提供真正的学习机会，让他们了解现实世界存在问题的复杂性，从以往的例子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提高他们的决策能力。

　　另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1800所党校、1500所行政管理学校和800所社会主义学院等院校对干部进行在职培训的大规模努力，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多次有机会到访中央党校，并去过浦东干部学院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这些旨在培训中国各级干部掌握行政管理知识的努力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希望美国也能有这样的体系。

　　中国领导人还开始通过演说向世界展现一个更美好的形象。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7月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发表的精彩演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记者：请您谈一下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的看法？

　　沈大伟：在我以及许多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看来，共产党要作为执政党继续生存下去。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道路，必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和外国人并不知晓，但中国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美国人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则应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其政治体制。 （本网驻华盛顿记者 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