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水稻全基施氮技术要点》获全国报刊科研论文二等奖……杨廉泉的名字与四川的多项农业成果联系在一起。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位89岁的省农科院的退休研究员曾是一名地下党员，亲身经历了1949年成都解放那段历史。杨廉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先后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收集特务信息等地下活动的经历。

　　隐瞒身份 了解特务内部组织

　　“我是山东人，1948年从四川大学毕业，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廉泉说，自己入党的介绍人是霍怀尚、李青匀，宣誓入党的地点是成都市沙河堡林场。

　　入党不久，中共成都市委职工组负责人李青匀交给杨廉泉一项任务：尽可能多地了解特务内部的情况。“在川大读书时，我通过朋友认识了杨浩（又名杨浩然）。”杨浩是杨廉泉的同乡。当时，杨浩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组长，中统特务，曾任四川省新闻检查处处长。

　　“我隐瞒身份和他结交，旁敲侧击地了解到了很多特务内部的人事安排。”杨廉泉说，在1948~1949年间，他记录下了“先大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之一；韩伯勋，中统特务，国立四川大学训导长……”等信息，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杨廉泉说，成都解放后，这些信息被认为很有价值。1950年，川西公安处公安科长杨鸣皋找到杨廉泉，要他动员杨浩等人自首。杨廉泉说：“我写了一张条子，由杨鸣皋送给杨浩，告诉杨浩我是共产党，劝他自首。”杨浩自首后，在政训班表现很好，交代的很多信息对肃清匪特起到了作用。

　　传达指示 瓦解胡宗南的“王牌团”

　　1949年9月的一天。杨廉泉外出办事，经过成都东大街时，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长衫、面容熟悉的人，很像自己的同学冯振坤。“你可是冯振坤？”杨廉泉犹豫着辨认。“你叫杨银禄？”对方也问。杨银禄是杨廉泉读小学时的名字。同学见面，话格外多，杨廉泉才知道，此时的冯振坤已经是胡宗南部第二十七集团军三十一师88291团的营长，这个团在金堂。该团在国民党内部有“王牌团”的称号。

　　言谈间，冯振坤表示，自己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想离开部队自谋生路。杨廉泉向上级详细汇报，上级指示继续做工作，争取该团起义。另一方面，冯振坤回去后，也积极劝说团长，并传来消息：“我们秘密召集了各营正副营长开会，一致同意起义。”

　　经过反复权衡，党组织指示杨廉泉：“党对白区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组织国民党军队起义会暴露目标，与党的方针不符。决定令该团的团长、营长、连长带头开小差，瓦解这个团。我们党把该团作起义部队对待。”

　　杨廉泉通过冯振坤传达了上级指示，成都解放前夕，该团的团、营、连长均纷纷离开了部队，这个“王牌团”最终瓦解。

　　执行任务 险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

　　“1949年11月24日，我的上级李青匀约我在华华茶厅接头，交给我三项任务。”杨廉泉说，三项任务的内容是：第一，成都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组织决定派杨廉泉去找解放军师以上党委联系。第二，党在川北组织了地方武装，请示怎样配合解放四川。第三，汇报成都党组织的情况。

　　26日，杨廉泉带着积蓄两年的27个银元，打算经重庆到川东南，再到湖南找解放军。车行至内江，司机宣布车不能向前开了，要开回成都。杨不得不下车，向重庆方向步行。

　　半路上，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在他面前停下。下来几个士兵说：“年轻人上车吧！当兵去打仗！”拉扯不过，杨廉泉上了车，后来被带去见国民党部队的一名连长，杨廉泉谎称自己是国民党政府的秘书，又列举了自己认识的国民党内冯振坤等人的名字，对方在搜刮了27个银元后放他离开。

　　杨廉泉说，他后来被组织派到二野十一军三十三师任联络员，联络地方武装与野战军协同战斗。直到1949年12月28日才回到成都，接受成都军管会和川西区党委委任，作为军代表参加了农业系统的军事接管工作。

　　本报记者 谢佳君 摄影 张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