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的纠葛

　　现在看到的景象，贫而无以自持者固多乖戾之气，富者也少有人明白财富归根到底来自社会的道理，于是益生西门庆之徒，“小人富斯滥矣”

　　所谓“义利之辨”原本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到孟子教育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而后朱熹、二程直至王夫之等等，无不在这个问题上费口舌、发高见，具体看法各有差异，而大旨总是义在利先。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曾经对儒家的这一思想提出批评。那时刚走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响亮的口号，不仅仅表现出争分夺秒搞建设的热情，而且实实在在地煽动着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于是思想上也要求打破束缚，一些青年学人将儒家的义利之辨斥为崇义黜利，认为这种观念束缚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冲动，因而也遏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好像“文革”时期的经济停滞倒是实践儒家学说的结果。

　　三十年过去了，谁都能看到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当年赤手空拳“下海”的朋友，有的依旧一身清白，也有人赚得金光闪闪，豪气干云。但要说社会大众的一般心情，则无论贫富，快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丰裕，隐忧却是莫名地积聚不散。

　　怎么了呢？先是有些不识事的小商贩兑制毒酒害人，终了连三鹿这样的巨型国有企业也倒在了三聚氰胺的白粉堆里。富家子驾着豪车骄横地撞飞了行人，然后一脸清纯相站在了法庭上。孔夫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现在看到的景象，贫而无以自持者固多乖戾之气，富者也少有人明白财富归根到底来自社会的道理，于是益生西门庆之徒，“小人富斯滥矣”！

　　老子说过一句“贫国若有余”，意思是贫困的地方反而钱多得要冒出来似的。这话不见于通行版《老子》书，而见于汉代《盐钱论》所引用。引用者解释说：不是真的多财，而是因为嗜欲太盛，民众心情浮躁。这话也很有几分相似于当下。中国如今也就勉强不算是“贫国”吧，可是炫耀性消费的张扬，足以威慑国际奢侈品行业巨头，令之冷笑而折腰。

　　回头再看80年代初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不是说全然不对头、毫无必要，但“准头”实在是歪斜。那时社会根本的问题，首先并不在经济而在道义，久来正义不行，真理不明，人心浑噩，行止无所依。虽然“拨乱反正”，但很多事情“宜粗不宜细”，含糊了过去。那么些年积下的邪气，遂难以清除。至于重视财利，本来没有必要苦心诱导。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则欲者也”，又引时谚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只要当政者不强行禁止，老百姓难道还不知道要挣钱吗？

　　难的却是“义”——如何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同时，尤其是有人先富起来、社会实际发生了阶层分化的同时，确立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与道义原则。“义”不明而“利”先行，欲不至利欲熏心，难矣哉！

　　当然，“义”的内涵存在因时空而异的变化，古贤之义不是今人泥守的对象。但有些原则，仍然相通吧。譬如孔夫子虽然有不少缺点，但他说义利之辨并不偏执讨嫌。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结合其他言论，不过是说有身份有修养的君子在义利之间先取义而已，并非将义、利置于相互排斥的地位。

　　他不是说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要是能发财，给人赶马车也可以；只是在不可求的情况下，宁肯“从吾所好”。就是董仲舒，说到理想的社会设计，要“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这是说由国家来调整利益关系使之合于义，念头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社会道义意识淡薄、道义规则脆弱，必隐含危险。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重建，人们有充分理由抱有急切的期待，因为那才是新时代之“义”得以健康生长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