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路”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为更多人群认同与效仿

　　《世界新闻报》评论员/雷思海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大同问题，或者说人类整体融合问题。

　　那么人类将融合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融合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文明？

　　对此，另外一名西方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西方文明。其意思是说，在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社会文明和制度下，人类的生产要素将得到最优化的配置，所有人都从这个制度和文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他的这一观点流行一时，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几乎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拥抱西方世界的指导哲学。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堪称是20世纪社会制度突变的一次集体大规模试验，抛开这其中各种势力的倾轧争夺，这何尝不是人类的某一部分在寻找世界文明前进方向的一次试验。

　　20年过去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们今天如何呢？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经济改革，经过了与寡头和黑社会的斗争后，慢慢走上正轨，但是昔日工业门类齐全的苏联经济，如今却只留下在苦苦挣扎的军工业，俄罗斯不得不依靠初级产品和矿产资源来作为国家收入的最重要支柱，一个工业发达大国退步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

　　而东欧国家在拥抱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却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是“附庸资本主义”的怪胎：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家的金融和工业，本国的民族资本全面被扼杀，而缺乏民族资本支撑的社会精英，不得不普遍投靠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资本，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和当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西方资本两次撤回救驾，而东欧地区的经济则犹如被资本海浪不断洗刷的沙滩，陷入混乱和衰退。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才会更清楚中国道路的巨大意义。同样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中国屡屡给世界以惊奇：巨大的生产力飞跃，GDP的翻番再翻番，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再到世界金融新贵。

　　这一切的变化，放在百年的时间范围内去看，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弱强变化，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孕育与强大。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世界再逢金融危机，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立得最稳的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强劲的经济发展引擎。更有外国学者称，中国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其实，这只是中国大势在涨的表象而已。

　　也正是在新中国这样的巨大发展的效应之下，中国模式才日渐从一个虚拟的概念，成为当今世界不少国家真正追随的发展道路。在东欧，有学者在反思中国道路被认识得太迟了；在非洲，尼日利亚等一些进行改革发展的国家要做“非洲的中国 ”；在拉美，古巴等国认为中国之路最适合效仿。对中国道路的赞同和模仿，将意味着人类更多的资源和智慧将被投入到这一道路的建设和拓展中来，这必然将汇流成更大的力量，从而在更大规模的竞争中，推动人类文明的更加多样化。

　　百年国运沉浮，只有在今天，我们才可以说，中国人从心理和物质上，彻底结束了从1840年以来的中西谁为体，谁为用的争论，因为新中国经过60年的摸索，已经开创了一种自信的文明。这种文明承接于几千年来的中华优秀文化，拓展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接纳和吸收，有着不同于当前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春天之来，树绿花发，何等盛大流行之气，都在和风细雨中悄悄孕育完成；新中国60年来，在西方占据世界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占据世界话语权的竞争中，中国从一个只折射西方好恶的庞大而落后的农业国，崛起为今天可与西方文明并立并开始辐射影响世界他国的文明主体，也是在和平竞争中得来。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华文明以更恢弘的气势，为人类的最终融合，提供一种选择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