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如果没有1977年那场冬天里的高考，现任云南省公安厅信访处主任的师军、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杨福泉也许都是普通的工人，现任省社科院行政处处长的郑海则干脆说，想不出自己会做什么……他们是那年高考570万名考生中的幸运儿，关闭了11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在那年重启，以最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拔人才。“转折”、“拐点”和“幸运”是这些77级学生在谈及那场高考时，用得最多的三个词。32年后，再回过身去看那场特殊的高考，用再多的褒奖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它也是祖国改变命运的转折点。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升，中国的人才培养也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成为一个国家复兴和走向繁盛的拐点。

　　推荐

　　上学没关系“几乎是妄想”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全国高校从那年起停止招生。彼时，师军刚刚7岁，当然，那时的她还想不到，高校停止招生对她意味着什么。母亲出生于过去的贵族家庭，后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学院学习，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母亲一直坚持，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不像男孩，靠做苦力也能谋生。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16岁的师军高中毕业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2日，一辆大卡车载着包括师军在内的8个学生，轰隆隆地向着呈贡县白云大队驶去。刚到村口，一大群农民茫然地看着他们，村口的茅草屋顶上，烂茅草上又长出青草，在寒风中摇曳，越发一片破旧。

　　次日早晨，师军戴上口罩，准备去小卖部买个香皂盒。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几位农民打趣地说，“看，那个城里学生戴个‘舀粪兜’，哈哈哈……”冬天戴口罩在城里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乡下，却成了村民们的笑料。精神上受折磨，身体上也没少吃苦头。第一天砍柴，师军磨破了手掌，只砍了5根树枝；更要命的是，她的皮肤对紫外线过敏，出工一晒，身上全是红疙瘩。一天下来，挣6个工分，合3毛1分2厘钱。

　　“格格不入”是师军形容她在农村的那段日子。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从未放弃对读书的渴望。在下乡的行李中，她带着整整一箱书，那些书就陪着她的闲暇时间，一个人看书时，耳边不停地萦绕着母亲的教诲，“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一箱书看完，母亲会从家里给她带来新书。看的书越来越多，但这些知识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她不得而知。让女儿上大学一直是母亲的梦想，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个妄想。彼时，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是靠推荐，但这样的机会对她来说，微乎其微，因为自己既没关系，也不会去拉关系。

　　拒绝

　　送礼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未来同样茫然的还有离师军几公里之外的郑海，他也是从昆明下来的知青。按当时的政策，知青下乡两年后就可以被各个工厂计划性指令招走，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要是招不走，那么只有一条路，成为一辈子的农民。“我1974年当知青，到76年已经满两年了。看到齿轮厂、链条厂来招人，我没报名，我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做工人，我父母亲算是小知识分子，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书。但是，不当工人也不知道能干什么，还是有些迷茫。”郑海回忆，两年后，同来的知青渐渐地开始离开，当兵或当工人，而自己却还见不到任何未来。当时，自己理想的职业就是成为作家或记者，这个梦想要想成为现实，显然，需要文凭。如果想获得推荐的机会去上大学，对于有着文人独有气节的郑海来说，为几斗米折腰，去跟村里书记、村长等领导拉关系，还真是件难事。

　　家里越来越为郑海的未来着急了。老父亲带着一条烟、几瓶罐头来看他，教他晚上一定要送到村书记家中。那是郑海第一次为自己的未来送礼，趁着朦胧的月光，19岁的小伙子带着烟和罐头朝书记家走去，脚步十分沉重。为了一个推荐的机会，真的要这样吗？他一路走一路想，在看见书记家灯光的时候，郑海坐在路边的泥地上，抽了两根烟后，做出了决定：不去送礼。当然，这不能让父亲知道，后来，烟和罐头被他同几位知青一起分享了，大家一起好好地打了打牙祭。

　　不过，除了对未来迷茫外，在农村的大部分时间，郑海说，都是非常快乐的。他喜欢农村的无拘无束，那时，知青做工已经可以实行“计件”，挑肥、砍柴可以多做多得，这样灵活的机制让他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读书。下乡时，郑海给自己做了个特别的小箱子，打开，便是一个立着的书柜；合上，就是一个锁起的箱子。这个小箱子是他的“小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看完了，便到家里再换一批来。干文字活是他那段日子的精神寄托，这也为1977年的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高考

　　恢复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

　　1977年8月，广播里传来邓小平坚定的表态，“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的传言很快在民间迅速传开了，真的要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是不是可以回城了？这是知青们彼此间问得最多的问题。

　　1977年10月底，师军在昆明的妹妹突然接到居民委员会的通知，要恢复高考了，赶紧准备准备，12月就考试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宣传：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就可以自愿报名，参加统一组织的高考。仅仅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这让知青们既高兴又紧张，还忐忑不安。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到底该怎么考，考什么，大家谁都没谱。家里有书的，把大箱大箱的书送到农村，让知青在劳动之余抓紧时间复习；家里书少点的，忙着给孩子收集报纸，油印各种能找得到可能有用的学习资料；新华书店的门外，彻夜彻夜地等着排队来买书的人……

　　师军白天忙着出工，只能趁着闲暇的时间翻翻书。考试头几天，母亲来乡下看她，已经是晚上10点多，18岁的女儿仍在打谷场上熟练地用着簸箕，一脸汗水一身灰。“军军，像你这样，怎么能考得上？”母亲叹了口气，拿出带给女儿的书，《中国文学史》、《FOLLOW ME》等。

　　郑海也一样，在准备高考的短短一个多月里，他翻出了高中的教科书，那是他唯一的学习资料。

　　英语

　　考试翻译“the team of four”

　　1978年12月11日，大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中断了11年之久的这场高考，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唯一的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学生第二年春天才入学；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由各省自主命题的国家级考试；为了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最后录取了27.297万人，录取比例为29∶1，也是迄今为止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师军头一天就从白云大队回了家，早早地起床后，和其他7位知青步行了5公里，朝着呈贡马金铺公社的中学走去，上午9点，她将在那里开始自己高考第一科的考试。下乡两年了，师军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知青，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还没走到考场，赶考的队伍已经庞大得像条巨龙，认识的不认识的，个个一脸庄重。这个时候，谁都觉得另外的人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考试的科目，其实没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语文试卷的题目，是一篇作文和一篇古文翻译，另加一道自选题。作文是二选一，一篇是命题作文“青松赞”，一篇是叶剑英提出的“攻书莫畏难”，古文翻译更简单，是《列子·说符》“疑邻偷斧”的故事，即“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这则古文师军在看《中国文学史》时读过，加之高中语文课本里也学过，因此，语文必考题她很轻松地做完了。多余的时间，师军也把自选题翻译“揠苗助长”做完，这道题有20分的加分。

　　考英语翻译时，有个单词难住了师军，“the team of four”，这是什么单词？书里好像还从没出现过。师军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team是小组，four是四，“四个人的小组？难道是四人帮？”抱着试试的心态，她在那个单词后郑重写上“四人帮”。考试结束后，跑去监考老师那里一问，还真蒙对了！

　　同时迈进高考考场的郑海对那年冬天的考试格外记忆犹新。“我选的是‘青松赞’，虚拟了一个老村长一生为民的形象，把老村长比喻成青松。”谈到自己当年高考的大作，郑海不由自主地笑了，后来一查分，语文考试他考了78分，在100分满分卷中，这是个不错的成绩。当年高考6科，语文数学政治各100分，历史和地理共100分，总分400分；英语是考某些专业时特别加试的。在400分满分的那场高考中，郑海考了264分。成绩他倒不怎么担心，政审才是他担心的，因为有亲人曾被批判过。

　　难忘

　　考号一辈子都记得的“088359”

　　考试完后，知青们依然回到各自下乡的大队，但谁的心都不平静。一天，其中一名知青的父亲兴冲冲地来到队上，手里拿着一张抄了几个名字的小纸条，说是成绩出来了。大伙儿赶紧围上来，心全部提到嗓子眼，耳朵只差没竖得像只兔子，生怕听漏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又一个，直到念完了所有的名字，“师军”这两个字还是没在名单上出现。没考上？她一下子就蒙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后来，那位家长说了句，“忘了说，这个名单是考上中专的。考上大学的在呈贡县城贴着，我今天没抄到，明天再给你们抄来。”这才在她心中燃起丝丝希望。

　　那一天是师军觉得时间过得最慢的一天，等待，数着秒地等待。第二天中午，那位家长总算来了，师军连忙凑上去问，“叔叔，给有我的名字？”“你考没考上我不知道，贴出来的只有考号，我们白云大队有3个人考上了。”叔叔一边擦汗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条，第一个考号念完，不是自己的；第二个又念了，依然不是自己的；最后一个考号，“088359”这6个数字从那位叔叔嘴里轻轻念出，像一声惊雷在师军心里震了一下。这是自己的考号啊！夺过叔叔手中的纸条，没错，088359几个数字顺溜地排着。师军又一阵风地冲回自己的宿舍，翻箱倒柜地找出自己的准考证，一对，没错，真的考上了！笑了多久、乐了多久她忘了，只记得“当时像范进中举一样，我回到宿舍，把锄头、镰刀什么的全甩到门外……”怎么庆祝的也忘了，唯一没忘的，088359，这个32年前的高考考号。

　　在师军收到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的同时，郑海也被云南大学中文系录取。在当年全国570万考生中，他们成为被录取的27万幸运儿中的一分子。

　　体验

　　收获“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因为那场冬天的高考，77级的大学生于次年春天才走进大学校园。在昆明师范学院77级中文系里，年龄层跨越非常大，108名同学，17岁到30岁都有。师军的两名同班同学，甚至是两个孩子的妈；同样，在云南大学77级中文系的同学中，年龄涵盖了16岁到32岁。不过，尽管大家年龄差距甚大，但这并没有给教学带来困难，相反，各人不同的阅历反而让这个班级充满独特的思想碰撞。

　　在郑海当年的同班同学中，有他现在的同事，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福泉；还有现在云南大学著名教授石鹏飞，当年在云大图书馆，石鹏飞有一张专属于自己的桌子；有现在的曲靖市市长岳跃生，有傈僳族小伙欧志明，他曾担任过怒江州委副书记、州长多年；云大77级中文系中，留校的很多，刘薇琳、和家胜、张宇丹、白云等人，现已成为云大知名教授；离开云大的同学中，孟苏铁、段跃庆、张晋明等人，均活跃在云南省政界的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

　　当然，77级这些优秀的学生，在老师心目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云南大学教授朱惠荣曾教过77级云大历史系的学生，他说，77级学生的学习氛围很浓，当时专门有晚间答疑课，如果有疑问，晚上可以去教室；没疑问的话，学生就可以休息。但是，几乎班上所有学生晚上都会自觉到教室学习、讨论，到了下课时间，学生还会拉着老师请教。

　　而今，回忆起当年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现任省公安厅信访处主任的师军不无感叹，“我很幸运。毫无疑问，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行政处处长的郑海认为，“可以肯定的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走向。在没恢复高考前，推荐入学没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大批人才埋没在农村和工厂；恢复高考，改变了当时全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这是社会向尊重人才的道路上回归，也是国家向知识、向文明的回归，是一个国家复兴的拐点。”“恢复高考的决定，让我们这一代人回到了大学学习的道路上，这使得社会的文化风气得以继续传承。”云大教授姜文清谈及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心中依然满怀感恩。

　　恢复高考大事记

　　1、1952年6月12日，政务院教育部宣布：大学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

　　2、1966年6月，“文革”爆发，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在此后的11年里，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文革期间“工农兵”可推荐上大学，导致上大学“走后门”成风。

　　3、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发表，其中谈到“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为后来的恢复高考埋下伏笔。

　　4、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5、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6、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7、1977年12月11日，文革后首届高考开考，成为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 首席记者 毛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