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维站在古树旁，回忆着高家大院原来的模样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汤继颖 摄

　　

　　高又明

　　

　　张彩珍

　　2009年的一天，年近七 旬的高启纶正在街上转，路边一家“陕西广济大药房”正准备开业，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店铺。

　　看到硕大木制招牌上醒目的“广济医药”的徽标，高启纶拿出包里的相机拍照。“嘿，你这老头干啥呢？”药店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个陌生人左拍右拍，连忙出来阻挡，怕是竞争对手来搞商业情报。

　　高启纶笑着说：“广济大药房可是我父亲高又明创办的，我拍张照片还不行？”药店的工作人员想必知道药店历史，遂不再阻拦。

　　关于高家大院

　　高家大院位于西安市东木头市19—23号，坐南向北，占地3000多平方米，分前院、庭院和后院，近百间房，雕梁画栋，属于明清婉约风格的建筑。

　　1931年，高又明从同盟会退隐回西安后修建而成。高又明生前喜欢收集文物和栽种树木，一些大型的青铜器是高家大院的一大装饰，不过在“大跃进”期间，这些青铜器大都被砸碎炼铜去了。

　　除了文物，高又明当时从外地曾购买了许多名贵树木回来种在后院，包括金线吊葫芦、金银花、白石榴树等，但至今只剩一些国槐和石榴树。

　　高家大事记

　　1951年 高又明去世，享年66岁

　　1957年 张彩珍被安上“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罪名，被判人民管制三年

　　1958年 高启纶因为成分问题，辍学；高启维之后因为同样原因，无法上大学

　　1966年 高家先后四次被抄家；为了保护家里的文物，再次捐出了一卡车的文物

　　1970年 高启纶和高启维被送进学习班，受尽折磨；高启宏则参加上山下乡

　　1976年 张彩珍平反，摘掉了“地主”帽子

　　1978年 高启宏参加高考，考上西安基础大学

　　1979年——1986年 高启纶和高启维相继获得“中医士”和“中医师”职称，高启纶此后成为主治医师，高启维退休后成了画家

　　2006年 高启宏女儿高苗获得全额奖学金，目前正在美国林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名噪一时

　　高启纶作为高家的二少爷，相比其他弟弟妹妹，他还过了几年有钱人家少爷的快活日子

　　广济大药房是高家的第一个产业，创办于1917年，其前身是德美药房。1905年，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从日本回到中国，在陕西成立同盟会。年仅20岁的高又明是最早的一批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印刷、武器制造、药物购置等任务。当时环境极其恶劣，身处险境的高又明担心一旦自己遭遇不测，家眷必陷于困苦之中，就在南院门附近开设了德美药房。后随着生意做大，高又明就在德美药房的基础上，扩建成了广济大药房。

　　为践行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理想，1931年，高又明和朋友创办了集成三酸厂；1932年，又创办了阿房宫电影院；1933年，成立西京百货公司。以上三家公司均实行股份制，效益很好，在当时名噪一时。

　　经商上，高又明极具远见。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当时，在西安有一句话说“张高西安能有半个城”，高即高又明，张则指高又明的生意伙伴张德枢。除了在西安城里的诸多房产外，高又明还在西安北郊、周至县购买了近千亩地。在

　　西安风头之劲没有第二人能比。

　　高启纶出生于1941年，作为高家的二少爷，相比其他弟弟妹妹，他还过了几年有钱人家少爷的快活日子。解放前那几年，高启纶记得最清楚的是，每个月，阿房宫电影院都会给每个股东送车马费和电影票。作为电影院的最大股东，高家总是第一个拿到电影票，这时候，高启纶就会缠着管家，赶上马车带他去看电影。

　　公私合营

　　阿房宫电影院、广济大药房等先后被“公私合营”，但每月固定的股息依然让高家的日子比常人要好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的一天，12岁的高启纶接到通知，到东新街开会。在东新街的一家酒店摆了十几桌酒席，来客大部分都是电影院职工以及各大股东的后人。吃完饭，有人就站出来公布“阿房宫电影院从现在开始就属于政府了”。

　　12岁的高启纶自然不明白为什么吃顿饭，电影院就属于政府了，现场好多人在哭，而他光顾着吃餐桌上的好吃的。之后，他就不能免费看电影了。“只好趁别人退场混乱时混进去。怕被人发现，就躲到厕所里，等检过票了，躲在不起眼的角落偷着看”。

　　公私合营终结了高家少爷、小姐们的快乐日子，但高家的生活依然不错。继阿房宫电影院后，集成三酸厂、广济大药房、西京百货公司先后被“公私合营”，但每个月固定的股息却依然让高家的日子要比常人好。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家道衰落已经难以避免，尤其是到1966年8月，最后一次发放股息后，所有企业都归国有。高家的收入只剩下房产租售一项了。

　　解放后，高家还做了一件“聪明事”：把位于周至、户县的400多亩水田直接分给了当地的农民。

　　“虽然一下少了400亩田，对我们的生活几乎没造成影响。文革开始，我们就很庆幸，否则一个地主帽子肯定跑不了。”高家在西安北郊还有几百亩地，基本是草滩，也没进入1950年的土改运动。“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四处琢磨着把这些地白送人，可人家要么没钱过户，更主要是怕被戴帽子，结果送了一圈都没人要。最后交给西安医学院无偿使用才作罢。”

　　“地主帽子”

　　因为“戴帽子”，几个孩子成绩优秀也不能上大学。1958年，高启纶高中毕业，怎么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1951年6月，高又明去世前，对房产进行了分配。由于当时高启纶5兄妹都还未成年，高又明就将东木头市19号至23号的5院房子分给了四太太张彩珍和她的5个孩子。

　　有这5院房的支持，就算那些实业被公私合营，甚至股息被停，高家生活依然不错，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真正动摇到我们生存根本的是私房改造运动。”高启纶说。

　　私房改造，法律规定房产属于生产资料，不允许买卖，私房改造主要有两种方式——公私合营和统一经租。公私合营，产权属于政府，每个月支付一定的费用；统一经租，不改变产权，每个月获得的租金比公私合营会高一些。

　　张彩珍虽然是秦岭山里出来的，但跟了高又明这么多年，也很明理，知道私房改造已经不可阻挡。在街道办上门时，她痛快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但她提出由于家里孩子多，希望可以统一经租。

　　但事与愿违，高家的大部分房子还是被公私合营了，剩下的房子又被统一经租了一部分，只剩下很小的一个院子留给张彩珍母子。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张彩珍拿着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杨晓初写的“高又明是名人，希望在政策上予以照顾”的条子找到办事单位。但遭遇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性格要强的张彩珍忍不住回了一句：“你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做官当老爷的。”这话惹怒了办事人员，房子维持公私合营。

　　因为这次争吵，张彩珍还被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并被戴上了“地主”帽子。最终，张彩珍被判人民管制3年。直到1976年，张彩珍的“地主帽子”才被摘掉。

　　因为戴帽子，几个孩子成绩优秀也不能上大学。1958年，高启纶高中毕业，当年有两次大学招生，全国搞“大跃进”，大学基本招不满，只要高中毕业基本都能被录取，可高启纶怎么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

　　当红卫兵

　　为了表示进步，高启宏涨红着脸向学校的红卫兵主动要求 “去我们家抄家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彩珍的小儿子高启宏当时只有18岁，正在西安五中读高中。

　　在北京工作的大姐高葆英传话回西安，说北京已经开始“革命”，到处都在抄家，让家里小心点。

　　这年8月18日，全校的学生包括高启宏都戴上了红袖章，成为红卫兵。但紧接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唯成分论席卷了红卫兵队伍，高启宏毫无悬念地被赶出红卫兵队伍。

　　为了表示进步，高启宏涨红着脸向学校的红卫兵主动要求“去我们家抄家吧”。可能是平时人缘好还是其他原因，红卫兵没有答应，而是回答：“没空，我们都抄不过来了。”

　　学校的红卫兵不抄，不代表其他红卫兵不会来抄。没几天，一拨红卫兵就抄到了高家。屋顶被捅开了，地板被挖开了，能带走的都拿走了，不能拿走的就全部堆在院子里。抄完家，红卫兵还没“尽兴”，又让张彩珍戴上高帽去游街，“当时没有锣，就让我妈拿着一个蒸凉皮的小锅，边走边敲。”

　　第二天，又一批红卫兵来抄家。生前高又明酷爱收藏文物。当时，闻讯赶来的文管所特意派了一辆卡车，从高家拉走了整整一车书画、青铜器等文物。“还好文管所拉走了，不然那些国宝都毁了。”

　　1969年初，张彩珍的二儿子高启维也因“参加反革命集团”被送进了学习班。他进学习班没两天，高启纶也被送了进来，因为他在一个同事的葬礼上写了一首陆游的《示儿》，被认定是“反动军官儿子想复辟”。学习班里都是“黑五类子女”，殴打、没饭吃、不让睡觉是常有的事，工宣队逼他承认是“反革命”，“我当时哪敢承认，一承认就全家遭殃。”

　　7个半月后，高启维终于离开学习班，只是出来时，他的一条腿已经瘸了，直到现在。

　　辛亥革命先贤

　　高又明

　　高又明，名明德，陕西泾阳人。1903年，在四川开始与井勿幕交往。1905年冬，成为陕西同盟会中的骨干人物。1911年，西安起义成功后，革命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高任军政府掌械官，负责制造地雷、炸弹，奔走于东、西路战场，被誉为陕西革命军中制造军火的首倡者。“九一八”事变前后，高与友人窦荫三、寇遐等人集资创办西安集成三酸厂、西安阿房宫电影院、西京中国国货公司等，希图发展民族工商、文化事业。1948年，高又明根据自己辛亥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撰写了《如是我见我知录》，为研究同盟会在陕西早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张彩珍：

　　大家平安比啥都重要

　　张彩珍（高又明夫人，今年93岁）这样看高家的过去：

　　我们这个家富裕过、风光过，也吃苦过。说实话，现在人老了，半夜有时候醒过来，还老是会想到以前的事，印象最深的不是最风光时候的那些事，而是文革中受的折腾。

　　不过，一想到孩子们现在都还过得很好，心里总算宽慰一些。

　　高家再厉害，那也是过去的事了；文革受再多的难，同样也过去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都平安，这比啥都重要。

　　陌生来信

　　每隔10天半个月，高家总会收到一封信，里面有粮票，还有药方，却没留下姓名，至今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默默帮助着我们。可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高启纶说道，言语里充满了感恩之情。

　　高启纶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接到这封陌生来信是在1967年的夏天。收信人是张彩珍，寄信人、地址一栏都是空白的，他们只能从邮编上判断，信发自上海。信封里，除了40多斤粮票，还有一张药方，是治风湿病的。“对方是谁？怎么知道母亲有风湿病？会不会是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高启纶兄弟面面相觑，毕竟那个时候，多少人躲都来不及，谁还敢来和他们“亲近”。从药方上可以看出，对方很关心他们家。

　　此后，每隔10天半个月，那个陌生人总会寄信来高家，除了粮票，有时甚至还有一点肉票和糖票。陌生人的资助一直持续了近3年时间。这些信在很长一段时间，温暖着高家一家人的心。

　　那个陌生人给高家带来的是物质上的帮助，高又明生前好友张德枢则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当时，张德枢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因为他是民主党派——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一有时间，张德枢就到东木头市来看张彩珍母子，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要撑下去：“灾难很快就会过去。”

　　当时负责“监管”高家的大都是东木头市一带的居民，对于高家，其实也很同情，所以对于张德枢的探望，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考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高启宏在两个哥哥的鼓励下，参加了高考，并考上西安基础大学

　　虽然没有和两个哥哥一样，被送进学习班，但高启宏却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成了一名知青。1971年招工时，和高启宏一批的人几乎都招回城了，只剩下他苦闷地继续呆在农村。直到1972年，一个没招满工的公司乘着政策松动，将高启宏招回了西安。

　　但“地主”成分却给高启宏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阴影。1977年，恢复高考。早已开始复习的高启宏却不敢报考。直到第二年，在两个哥哥的鼓励下，才参加了高考。

　　1978年9月的一天，天才蒙蒙亮，位于西安东木头市23号的高家大门前，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使劲“嘭嘭”敲着破旧的木门，一边兴奋地高声嚷嚷。

　　高家老五高启维第一个赶到，开了门。“启维哥，启宏考上西安基础大学了。”此时，闻讯赶出来的一家人拥在了一起，边哭边笑。

　　高启宏考上大学，两个哥哥高启纶和高启维也暗暗下决心，不能落后，他们开始收拾心情，重新拾起了已经放下多年的中医书。

　　1981年，西安市中医师统考，高启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医士”（当时的中级科技人员）。紧接着，高启维和高启纶又一起考上了陕西中医学院函授班。1985年毕业后，两个人又同时通过了“中医师”的职称考试，也算是对父亲创办“广济大药房”的一种传承。

　　根在西安

　　张彩珍：在这里（东木头市23号）住了一辈子，已经习惯了，这里承载了她在高家太多的东西

　　1985年，高启维从西安第二建筑公司下属卫生所被调到西安民革委员会工作，1995年退休后，专心致力于书画创作，他创作的中国水墨虾获得了国际艺术金奖；高启纶则一直坚持着他的医生生涯，在东木头市23号，原来的老院子所在地开了一家诊所，成为西安知名的男科医生。高启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邮电第十研究所工作，现在已经是高级工程师。其他人也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同父异母的大哥高启绩作为建国后第一批大学生，致力于教学工作；大姐高葆英是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二姐高莹是高级会计师……

　　高启宏的女儿高苗获得全额奖学金，目前正在美国林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高启纶几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的经商事业，还好高启纶的儿子高震现在大小已经是个企业家，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现在，高启纶和已经93岁的张彩珍依然住在东木头市23号的一套旧房内。房内有几件楠木家具，虽然年纪大了，但这几件楠木家具，张彩珍一直坚持自己擦拭，因为家具饱含了太多感情在内。这些家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从小雁塔仓库搬回来的。

　　张彩珍虽然有点耳背，但精神还很好，她说，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已经习惯了，这里承载了她在高家太多的东西，有一家其乐融融的温馨，也有文革期间一家老小抱在一起痛哭的艰难，还有启宏考上大学后全家的欣喜若狂……“房子再小，同一个院子里住的终究是高家的根。”

　　那一刻，93岁的张彩珍老人本该浑浊的双眼闪动着清澈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