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唱戏的。我的工龄正巧与共和国同龄，60年。今年过中秋我就68岁了，我9岁登台，那时叫九龄童。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是中华民国。四川解放比较迟，到我们小地方内江，差不多已经1950年了。新政权建立的一刻，我们戏子饱含热泪。

　　我把我的60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是我的坎坷岁月，时代的坎坷造就了个人的坎坷，我和共和国同甘共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看作我的人生分界线，自此我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做了些想做的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魏明伦。

　　后30年，是我的辉煌岁月，虽然我与共和国几近同龄，但真正的生命在后30年。

　　而关于以后40年，我能看到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从总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进一步扩大民主和法制，更多遵照《宪法》来施政。如果《宪法》精神不得到充分执行，那么民主也有限。原来我们以为民主是手段，其实是不对的，民主是目的，要在《宪法》的框架内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实现了一部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对我们的未来比较悲观。如果单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有很多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仍要看到，世界巨变以后，形成了一种“高科技低人文”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而言，我总结的是“高经济低道德”。

　　我们从“文革”一步跨入市场经济，这其中有巨大的落差。1980年代是我最喜欢的年代，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可是1990年代以后，是物欲、人欲横流的时代。

　　如果1980年代还是个有点儿文化的时代，现在则是个娱乐的时代。就像我们从剧场时代进入电视时代又进入到电脑时代，这是时代病。如今对于高科技的普遍追求，是前所未有的，而带来的问题却从不被人关注。

　　我最近写了一篇《岳阳楼新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要继承。但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忧虑的要比范仲淹更多，因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范那个时代没有遇到的。那时所指的天下仅仅是九州，而如今天下是全人类。现在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劫难，环境改变，生态污染，能源枯竭。这已经不是中国所特有，是全世界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一会儿“甲流”，一会儿海啸，自然环境在受到破坏，我们既在高科技的光环下建设这个世界，又在不断地毁灭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对此负责，有时候我真不敢想象2049年我们周围的环境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与全世界竞争的状态，而我们的文化没有。尤其是我们民族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的文化面临危机，或者说不能与其地位相称。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飙升，它独特的文化也应该被凸显，而如今我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在凋零。比如我们的文字，历经几千年，不应该完全被电脑代替。现在能够写一手好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人连字都不会写，无法想象。

　　经济可以全球一体化，文化是绝对不能一体化的。如何保持自己国家文化的特色，这是后40年最让我担心的问题。

　　我做了半辈子戏，眼睁睁看着国粹——中国戏剧，不断被边缘。为此我们找了很多原因，也做了许多改进，仍然是台上冷清，台下冷清，最终才发现这是个综合原因。因为受众已经改变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与我们的传统割裂了。比如戏曲和词赋，已经没有年轻人喜欢了。而他们对于港台和西方来的流行音乐却有了天然的亲近。

　　这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代人可以改变的，我希望今后40年可以逐渐调整到合理的状态。以前政治挂帅时把很多东西丢掉了，现在进入娱乐化时代，却以娱乐挂帅取代了政治挂帅。我前30年反对政治挂帅，现在更反对娱乐挂帅。

　　我希望以后这40年，我们能够回归到最起码的审美。

　　再过40年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在了，我寄语后一代，希望他们能在天地之间，天人合一，和谐、自然地与环境生存。

　　魏明伦 1941年出生，四川内江人，当代著名戏剧家。

　　1950年，魏明伦参加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先后任演员、导演、编剧，从此再未离开戏剧道路。这个自幼失学的作家创作的《易胆大》与《潘金莲》破了先例，竟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再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人称“连中三元”。一系列的成就，也让魏明伦有了“巴蜀鬼才”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