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任慧英的一举一动已然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风向标。

　　采写／《中国改革》记者 贾存斗

　　我国出版业近年来取得了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跨地区跨部门重组、走出去等一系列改革发展的标志性进展。在这些进展中，总有任慧英的身影。

　　2002年11月十六大决定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而辽宁出版集团已于如今，任慧英的一举一动已然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风向标。2000年1月正式成立。2003年6月，被列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国基层实践探索走在国家改革前面的定律在任慧英身上再次得到印证。

　　40年的出版生涯，让任慧英的出版产业意识前瞻而务实，改革理念清晰，思路明确，行为坚定，举措稳妥。他能够解决一个又一个瓶颈难题；实现一个又一个对全行业具有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的改革创新和突破发展。任慧英无疑成为中国出版改革和发展的标志性领军人物。

　　任慧英是中国出版业内公认的传奇人物，具有突破发展的大手笔。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集团公司重组改制设立的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带着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敲响上市铜锣，“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成功诞生。这是开创行业先河的创新，从此中国出版人有了属于自己的股票，出版业从此步入资本市场做强做大的新阶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说：“这一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出版史册！”

　　“ 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上，任慧英和辽宁出版集团的每一步探索都具有代表性”，中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权威人士对《中国改革》记者明确表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探索和突破过程中，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想到任慧英、想到辽宁出版集团”。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拓荒者

　　任慧英的改革念头肇始何时？他轻描淡写地回忆。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参加被誉为世界出版业奥林匹克盛会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看到港台书、大陆书落寞缩在角落里的寒酸劲，他受到强烈刺激。中国出版业图书出版规模很大，实力却很弱，无法面对世界的竞争和挑战！“不改革不行，不发展不行，改慢了、发展慢了也不行。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世纪之交，赶上了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变，不干也得干。”

　　如何改革？ 任慧英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创新。创新根本一是体制，二是科技。体制的创新更具根本性和前提性。他说：“中国传统出版体制上的弊端，我们看见了，承认了，但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去改。”他认为，组建出版集团，实施彻底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创新出版体制，是中国出版改革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国出版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任慧英看来， 出版业除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确保正确出版导向外， 还有鲜明的产业属性，要按照市场规律、商品规则谋求做强做大。

　　思路变成行动需要克服体制与思想的禁锢，改革者需要大环境的宽松。有专家表示，任慧英的改革是在中国改革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是在辽宁国企改革大规模推进的背景展开的。否则，改革者无论有多大能力，得不到政府支持也是枉费心智。

　　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步子很大，出版改革因此具备较好的基础和条件。辽宁省委、省政府态度明确，出版改革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要走产业发展道路。任慧英受命起草组建辽宁出版集团的方案。

　　1999年4月30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办公，听取任慧英关于辽宁出版集团组建方案的汇报，当即原则上通过辽宁出版集团的组建方案，并提议列入国家出版集团化改革试点。

　　此后，辽宁省委、省政府先后有9位官员分别对方案作了批示。任慧英告诉《中国改革》记者，辽宁省委、省政府明确了出版集团班子组建完毕后立即与省新闻出版局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彻底脱钩，集团在事业发展上直接归省政府领导，在宣传政策、出版方针、重大选题规划上，接受省委宣传部领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接受省国资机构监管，省新闻出版局实行行业和法规上的管理和指导，实现了职能转变。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格意义上的出版集团就这样构建起来了。

　　任慧英辞去局长职务运作集团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省外同行备感振奋，引为同道，但也有人打电话给任慧英：“你要慎重考虑呀！”对此，任慧英感触很深：“改革开放的大潮势不可挡。重任在前，我们怎么能反应迟缓或为某种利益而犹豫不前呢。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我不愿意丧失宝贵时机。观念的转变对于出版改革实在是太重要了。”

　　源于任慧英对出版体制改革的巨大贡献，辽宁省三位主要领导同时提议授予其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和“现代出版业的开拓者”称号。任慧英领导的辽宁出版集团在中国现代出版业创造的一系列“第一”掷地有声，为全国出版改革试点提供了示范，形成了颇受关注的“辽宁模式”：

　　——在全国出版业第一家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出版集团与出版行政机关隶属关系彻底脱钩，实现了母子公司体制，完全以资产和股权为纽带，由过去的主管、主办关系，转变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经营和管理。

　　——在全国出版业第一家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建立了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中心的损益奖惩机制。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和打造新的市场主体，实现出版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重新整合编辑、发行、物资供应等环节。实施了“出版资源向高产出单位流动”，打破了出版单位“只生不灭”的状况，对集团内经营状态欠佳、扭转局面不利，以及前景不明的下属企业实施整合、撤并、拆分和注销。

　　——转变事业单位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单位的事业法人工商登记和事业编制，完成由事业体制下传统的领导班子向现代企业制度下新的治理结构：党委会、董事会、职代会的全新转变：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董事会、监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和独立监事制度。

　　——建设了全国出版业第一个数字化出版智能大厦，单独铺设了专用的光缆线，直接同三颗卫星连通，编辑、校对、发行等环节用数字化手段在网络中进行，在全国出版界率先告别了传统的出版生产方式，从书稿加工到印制完成、书店上架，最短只需7天时间。建设了国内第一个先进的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以全面网络化、数字化配送手段为支撑，率先实现60万种图书的超强配供能力。

　　—— 将出版的每一本书和其他所属单位的每一项业务，都以集团作为出资人掌控的投资项目，书号、资金、人员，以及固定资产等都作为出版生产资源，按产出率、贡献率重新配置。实施了科学的投资论证制度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级承诺”机制，以及拒绝低效业务行为和制止无效出版选题生产， 对过程和结果进行风险“ 听证”和过失“问责”，全面实施激励与淘汰机制。

　　——实施薪酬制度改革，建立有效的薪酬分配体系。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状况，由企业自主上下浮动。实行多元化的分配方式，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实行重奖，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

　　—— 用政策对待人， 用待遇留住人，用发展吸引人，用感情亲合人。稳定、平静地完成了改革中最复杂、最艰巨的“人员”的各种“瓶颈”问题，使改革一路顺畅。

　　——出台并实施了由1 0 7个制度、规定、办法、措施，组成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

　　在业内外，甚至某些证券专业人士都认为不可能上市的情况下，任慧英和他的团队，“万众一心”以充分的智慧和胆略，在中央和省有关政策扶持下，对出版业和有关重大事项进行了创新和突破。2007年8月29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同意辽宁出版传媒上报上市申请文件。2007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敲锣”挂牌上市。 上市当天股价飙升329.53%，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和股民网上申购，在规定的短短时限内，进入申购指定账户的冻结资金接近2000亿元，大大超出预期，充分证明资本市场对中国出版传媒产业充满期待和机遇。

　　针对集团和上市公司发展，任慧英又及时提出“内生性增长”和“外延式扩张”全面提速的发展新战略。“内生性增长”确保存量焕发优势，对原有体制内的出版、发行以及其他业务环节，积极挖掘内部资源，开拓新的增长渠道；“外延式扩张”发挥增量释放强势，以出版业首家上市所获得的资本实力，采用资本方式加快整合优势出版资源，使一批颇具市场号召力的畅销书和常销书作者、策划团队聚集在上市公司旗下，新版畅销书和常销书批量登陆全国图书市场。在全国实施规模型并购出版选题和内容资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增长。

　　他充分发挥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亲自直接参与策划、指挥，直至每个洽谈细节，将符合标准的民营出版工作室和文化公司第一次公开托出水面，由过去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由过去的“地下”走上上市公司平台。完成了对国内颇有成就的知名出版策划人、出版职业经理人等，连同他们的策划团队，以及他们的有效资源完成整体并购。

　　《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任慧英，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与中国出版界领袖企业家的身份相映成趣，不由你不想起另外两个著名的矮个子：邓小平与拿破仑。

　　任慧英当属天生的改革者。追溯往事，一件件一桩桩都映衬出事件背后任慧英灼热的改革激情。一本薄薄的小开本《辽宁青年》，在任慧英手上创造了月发行量达500多万份的奇迹，成为一代人难以泯灭的美好记忆。美国国会图书馆专门收藏了《辽宁青年》合订本。时任团中央书记胡锦涛曾亲自到《辽宁青年》杂志社视察和调研，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1 9 8 7年，任慧英履新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任辽宁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常人行为一定是重官事，少做或不做费心费力的出版社兼职工作。而任慧英则不然，一天不在出版第一线工作就浑身不自在。人员多、底子薄、资金少，负担重，当年具有典型大中型企业特征的辽宁人民出版社是幸运的，任慧英没做挂名社长。几年下来，该社出版了一大批“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的精品图书。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五连冠佳绩，是当时全国出版界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出版社。20卷本《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丛书》一经推出便在全国出版界引起强烈反响。

　　美国每年一度的“白皮书”攻击中国人权状况。面对此情此景，任慧英的创造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经过认真思考和调研，他发现揭露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欺骗性，以及宣传国际人权状况标准知识的图书在中国是空白。于是，他亲自组织实施出版了《中国人权丛书》，成为中国反击美国的利器。此套丛书被作为中国政府出版物赠给所有国家驻中国使、领馆，供国际友人。

　　他亲自参与组织、看稿、设计封面和版式的重大选题《中国读本》出版后发行突破1060多万册，至今保持着近年来全国单本书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两年内，温家宝两次高度评价辽宁出版集团的两本书：《中国读本》与《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在中国出版界传为佳话。

　　业内公认，中国出版业由于有了任慧英，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任慧英在辽宁出版集团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的实践与思索是中国出版业的未来雏形与临摹标本。

　　任慧英人生成功秘笈

　　任慧英组建出版集团并任掌门人。但因为他长期担任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等原因，对出版局怀有深厚的感情。集团与局分开，任慧英和他的团队出巨资为出版局做了四件大事：为老领导、老干部和机关所有干部、职工调换了一次住房；为局机关新建一栋办公楼；为出版局偿还所有历史债务；将局机关所有混岗和富余人员29人，一次性剥离，主要由集团接收。任慧英离开出版局几年后，为局里买了三台车，给老干部和机关接待专用。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后，任慧英在集团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集团与出版局必须在新的体制下建立密切关系：集团充分尊重出版局作为政府行政出版管理在行业上的指导与服从法规上的管理，出版局积极支持集团搞好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双方紧密配合，共同繁荣和发展辽宁的出版事业。

　　任慧英的改革成功，一是取得了人心，对出版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是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可。据《中国改革》记者调查，任慧英的做人十分到位，凡接触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这也是任慧英作为改革者成功的前提之一。

　　任慧英1945年出生于辽宁营口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辈闯关东来到辽宁，将山东人的平和、纯朴、诚实、善良、勤劳、感恩的良好品德传承给了他。日后，任慧英无论作总编、局长，还是董事长都不改做事严谨、少言多做的人生准则。任慧英有一个圈内都知道的秘密：他把名利、地位看得很淡，但把做事看得很高。他特别重视做事的过程，享受探索过程中的艰辛。而事情一旦做成，甚至懒得庆贺，又开始做其他事情去了。他与人无争、与权无争、与财无争。内心静谧如幽潭。他不知多少次将机会、称号、荣誉让给了同事、属下。

　　集团的上市公司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实现了“稳健、持续”增长。在股市大盘不断的震荡中，保持了逆势上行的良好势头。由原值2.9亿净资产出资，评估增值为四个亿上市， 市值翻成20亿、30亿、40亿、50亿……为国家和集团创造了巨大财富，资本实现了几何级增长。任慧英和他的团队，却主动放弃了“高管持股”，一夜豪富的机会。

　　“ 好好干活” 成为他的口头禅。“我不想说出个样子和写出个样子，而只想干出一个样子”，采访他的媒体记者都会听到他这样说。他是超级工作狂，精力充沛令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是感慨。他除了出差一天到晚就在办公室忙于公务，总是办公大楼里最后一个下班的人。他能经常连续激情洋溢的演讲五个小时，嗓子不哑，激情如初。他的执着、敬业、务实、创新，为事业而坚毅向前，矢志不移，旺盛的精神，奔涌的智慧，让身边工作人员常常感到他是特殊材料铸成的。任慧英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将知识提升与转化为实践的能力也超强。能在他身边工作，工作人员深刻感受到是一种挑战，更是快速成长的锻炼与锤炼。

　　工作、事业注入任慧英的血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他向往完美，景慕完美，追求完美，儒家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影响着他的做事。他说：“总爱给自己出难题，总想把事情做好一点，不甘心把想到的事情做不到可能完美的程度。”因而，他既花很大功夫去设计、去构想，又下同等的力气，甚至更大的精力去实践、去操作。

　　《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任慧英很清瘦，面目平和，微卷的头发已经花白，对人具有亲和力。他温和儒雅，不属于强势型张狂性的企业家。

　　任慧英又是一个浪漫的人，集团年终团拜会，他都会搞得温情而令人难忘。他的办公桌一向很干净、整齐，有时会不无幽默而又十分认真地问同事：“土豆和茄子不分彼此，堆放在一块儿，你不觉得很乱吗？”

　　任慧英今年64岁，他总提醒自己：该退下来了。但是，辽宁出版集团离不开他，广大职工离不开他！

　　针对辽宁出版传媒上市刚刚一年，为何更名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任慧英认为，“这不是普通更名，我们给全国出版界一个鲜明的信号。我们正式进入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所制定的路线图，要发展成为区域性大型出版产业集团。要实现国内第一家打造区域性大型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目标。2009年6月以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已与天津出版总社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签署《合作实施协议》。其他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的利好项目也正计划陆续浮出水面”。

　　回首过往的改革历程，任慧英真诚说：他和他的团队和所有同事从事业转制为企业；从转制到改制；从改制到整体上市，打造出“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探索出中国出版业进入证券市场所需要规范确定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效益模式，形成既符合意识形态属性要求，又能够给予投资者良好回报的一整套内控制度。在这些前无经验借鉴的发展实践中，“新的理想和追求一步一步在艰辛跋涉和自我超越中演变成令人欣慰和鼓舞的现实”。

　　但是， “ 通过这几年改革实践， 我最深切的体会是发展的压力，不是困难的压力，给我和我们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的同志们感受最深的还是那句话，改革才能发展。发展之后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需要继续创新，我们这几年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如果不坚持改革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能解放思想就不能创新和突破，而且我们每到一个关键阶段，都是我们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改变自己过去制约自己发展的很多落后的传统的观念，然后用解放之后的思想去取得创新突破。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做法，在全国出版业大家所熟悉的重大动作，都是取决于我们坚持的改革、解放思想和创新突破”。

　　任慧英特别明晰自己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大业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也常常感到自己的使命艰巨。他说 ，“把想干的事情干成功，把能干的事情确立为一种发展模式，那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