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铭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相关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作用是主要的。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越来越高，放松计划生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最近有种议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5年前后就将结束，因此，应该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未 雨绸缪”地增加劳动力供给，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因此，简单地通过增加劳 动力供给的数量来推动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就可能走向思维的误区。当然，也不能说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毕竟有 很多事情是由“总体实力”来决定的，但是，如果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快，却能够在提高民众福利的同时，提高“总体实力”， 这无疑是更好的强国路径。

　　“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真正威胁的是养老。如果孩子的数量相对于老人来说越来越少，自然会出现蛋糕不够分的问 题，年轻一代的负担过重，也不行。问题是，养老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只能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来解决呢？主张放松计划生育管 制的人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缓解养老压力有很多办法。

　　需要数量还是质量

　　养老的问题根本上还是需要在经济增长中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这又回到了老问题，经济增长是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 来做到，还是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实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目前中国的状态，如果放松生育管制，大多数家庭都会多生孩子。国家计生委的一次生殖健康 调查表明，对于目前的一胎计划生育政策，35%的被调查妇女认同一个孩子的安排，但有57%的妇女偏好于两个孩子的政 策，另外还有5.8%左右的被调查妇女偏好于更多的孩子。即使在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生养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人们的生 育意愿也不低，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受访者为该市4800名20至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显示，成 年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正在提高。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希望生育的孩子数平均为1.46个，50.1%的受访者 表示“想生二胎”。

　　如果孩子的数量从一个变成两个，家庭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不会是简单地加倍。也就是说，在大量人口仍然受到生育 管制政策制约的情况下，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人们将多生孩子，而平均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将下降，人口数量的增长 将带来人口质量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里著名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也已经被经验研究所证实。

　　同时需要注意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那些没有生育管制的国家，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和扶养孩子 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倾向于少生孩子。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家庭生育率更高，同时，这些家庭给予孩子的教育支 出也相对较少。以此类比的话，在中国，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原来就不愿生二胎的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人群还是不会 愿意生二胎。当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小部分高收入人群，在现在的制度约束下，宁愿接受罚款也要超生，这部 分人的行为也不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而改变多少。而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则将增加生育，这对于提高人口的平均素 质也是不利的。

　　最近，笔者在安徽调研，有一次在枞阳县陈瑶湖镇与几位干部座谈，当问他们是否也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放松时，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同意”，然后他们说了很多理由，其中，就讲到越是低收入家庭越会多生孩子，并且不利于提高人口素 质的道理。

　　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明，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的确是存在的，而这一点恰恰被主张放松计划生 育政策的人们忽视了。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后，孩子的数量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孩子的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正 、负两方面作用谁更大，关键要看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是指人均意义上的增长，而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增长。从劳动者数量的增长来 看，它主要有利于总量意义上的增长，而人口素质，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才是决定经济在人均意义上增长的 关键因素。笔者与刘永平博士的合作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相关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作用是主 要的。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放松计划生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一个更需要注意的现实问题是，即使现在就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等目前出生的孩子成长为劳动力，至少需要16年时 间，到那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远高过现在，而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将大大下降。这就给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推动经济增 长的政策提出了新的疑问。

　　总的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国家，提高生育率并不是缓解养老压力的良策。即使提 高生育率可以增加劳动供给，但由此造成的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相应下降，对于缓解养老压力来说，可能得不偿 失。

　　城市的养老压力得靠城市化和移民

　　对于城市的养老压力，主要应该靠城市化和移民。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养老金压力比较大的实际上就是城 市，特别是预期寿命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甚至为负)、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的大城市。不要忘记，恰恰是那些养老压力 大的大城市，同时也是控制外来人口拥有本地城镇户籍最严的地方，由于大量城市的移民没有像户籍劳动力那样交纳养老保险 ，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当然就很严重了。

　　如果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是增加这些城市中年轻人口的比重，那么，是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放松户籍管制？ 当然是放松户籍管制。中国的城市毕竟不是欧洲的小国，如果一个小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试图通过移民来缓解养老压 力，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割问题，以及本国居民担心外来移民分享本国资源的政治 问题。因此，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本国居民多生育。

　　而在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鼓励本市居民生育的政策来解决。首先，简单地通过提高生 育率来缓解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还需要面对新生儿出现天生残疾或疾病的风险。而如果提高移民转变为户籍人口的数量， 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这部分城市新移民的人口素质已经有所保证，特别是当城市政府优先对大学毕业生放松入户管制时， 更是对提高户籍人口的平均素质有利。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在城市不断扩容的过程中，移民的平均年龄将大大低于原城市人 口，这可以显著地缓解原城镇居民的老龄化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对于农村来说不公平，这种看法没有想明白一点，那就 是，城市化进程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农村也是有利的。

　　说得通俗一点，当一个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他的收入可以成倍地提高，这其中一部 分收入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用于支持当前的养老体系，而他本人则在未来退休后获得下一代人的养老支持。同时，由于收入 总量大幅度提高，他的收入中还可以有一部分增加用于他的农村父辈的养老。这就是蛋糕做大的好处。

　　适当延迟退休年龄

　　除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也是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措施。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从1982 年的67.8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0岁左右，这已经基本上是一个 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了。而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却比其他国家明显要早，那些预期寿命长的城市的职工退休年龄更是显得太早 了。现在，很多预期寿命较长的发达国家都纷纷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来缓解养老压力，中国也可以这样做，特别是预期寿 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更应该这样做，哪怕是学习发达国家，区分不同年龄的人群，一点点地推迟退休也好。否则 ，将所有由于预期寿命延长而带来的养老负担都转嫁给年轻一代，这也不公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在人均意义上实现的，同样的高速经济增长如果被更多的人口分摊， 人均生活水平便会增长缓慢，这就是今天印度出现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造福于中国人的，同时 ，也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对于资源的占用，对全世界做出了贡献。虽然这个政策有很多争议，特别是来自国际上的批评，但对于 这个已经实施的政策，如果要调整，必须非常慎重。

　　在现阶段，政府应该避免简单地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应对“未富即老”的挑战。在坚持计划生育的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社会保障等手段，来减少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给单个家庭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安徽枞阳县陈瑶湖镇的几 位干部呼吁，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动的今天，依赖干部的监督来防止超生已经很难奏效。(作者系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教 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