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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接受俄国记者采访时请教苏联解体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20日11:58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赵嘉麟|莫斯科报道

  “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 住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1953年3月,27岁的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从此将个 人命运与两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2009年9月,已是满头银发的他,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称自己为“幸运的人”,原因是,“不仅见证了许多 重大事件,而且还结识了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

  周总理亲自安排采访

  初到北京的奥夫钦尼科夫,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安顿下来。他的居住条件一般:窗上蒙着窗户纸,屋子里要 用炉子烧煤取暖。

  当时,在新中国首都工作的外国常驻记者总共只有十几人,外国驻华使节也不多。因此,每次在北京饭店9楼举行官 方招待会时,所有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在受邀之列。活动的氛围是家庭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宾的座位 相隔不过几米。

  周恩来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知道奥夫钦尼科夫精通中文,于是便对这位《真理报》记者说:“你的名字太长了, 应当简化一下,不如叫欧福钦---欧洲的欧、幸福的福、钦佩的钦。”奥夫钦尼科夫欣然接受。

  后来,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竟亲自为他安排了一次采访。

  欧福钦回忆说,一个星期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一会儿周总理要和你通话”。周总理说:“不少外国记者要求 采访我,为什么苏联记者没有提出?您现在就来吧,我一个小时后在中南海等您,将回答您的提问。”

  欧回答,那是因为,对他和同事来说,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是无权(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采访要求的。

  他们到了中南海之后,周恩来知道他懂中文,就说:“第一个问题由您提。”他本来想问,中国什么时候恢复在联合 国的席位。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

  周总理马上回答说:“对于《真理报》这样的报纸来说,提出如此错误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不是准备加入联合 国,我们本身就是它的创始者之一。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不是中国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 复中国席位的问题。”

  毛主席向他伸出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欧福钦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真理报》在一版报头位置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登载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欧福钦与另外两名驻京记者合写了通讯《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 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56年是中苏十年论战的开始之年,但两国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尚未恶化。苏方专门派代表 团来华出席会议,并在八大期间,每天通过飞机将《真理报》从哈巴罗夫斯克空运至北京。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回忆,在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意外来到了外国记者工作室。他问:“哪位是《真理报》记者?”

  欧回答:“我就是。”

  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柔软的大手,说道:“辛苦了,辛苦了!报道得很好!”

  以后,欧福钦在北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搬出了四合院,住进人民日报社的一栋楼里,房间条件很好。最重要的 是,到外地不用向外交部写申请,只需要和人民日报打声招呼---因为《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是兄弟报社。

  “比如,我打个电话说很想去云南采访。他们就和自己在云南的记者取得联系。我坐飞机过去,和《人民日报》记者 一起去见省委领导,马上解决所有问题---去哪里,怎么安排汽车,谁带我们去,谁负责安全等等。”欧福钦说。

  由于中文功底深厚,欧福钦往往能够与各界人士直接对话,并获得一手消息。一次,他回国休假期间,受到了主管社 会主义国家事务的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后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接见。当欧福钦讲述了有关毛泽东打算不再出任国 家主席一职的消息后,安德罗波夫惊讶地表示自己尚未收到任何报告。于是,他邀请欧福钦担任自己的顾问,并允诺很多优厚 的待遇。但欧福钦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当记者。

  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欧福钦发自中国的 报道被《真理报》频频刊登。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热门的中国话题在苏联已不受关注 。欧福钦改学日语,并随后去日本工作了7年。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 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 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 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 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 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三次采访江泽民

  让欧福钦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江泽民的三次见面。

  1956年,新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长春一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当 年7月,该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解放牌”。

  欧福钦到一汽后,厂方向他推荐了几名年轻人接受采访,其中就包括曾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的江泽民。 欧福钦和江泽民同岁,两人很谈得来。不过,由于欧福钦在撰写稿件时将笔墨都用在描述第一辆“解放牌”如何装配上,因此 没有提到接受了采访的那位中国工程师。

  欧福钦回忆道,当1990年自己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见面后,江泽民打趣地说:“太遗 憾了,我当时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您没用我的一句话。”欧福钦马上解释其中缘由。于是,江泽民就把自己就任党和国 家领导人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机会,给了老相识欧福钦。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年逾七旬的欧福钦成为采访此次活动最年长的记者。按计划,他将同其他17名记 者联合采访江泽民。但因江泽民公务繁忙,将接受采访改为同记者合影留念。

  但当他和其他记者从江泽民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欧福钦被留下了,并和江泽民单独谈了37分钟。江泽民说:“我们 倒过来做个采访,我问您答。”欧福钦告诉记者,江泽民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就一下子垮掉了,中 国共产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欧福钦的回答是:“遗憾的是,我们(苏联)的共产党没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每个人 自身就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虽然我们都(参加选举)投票,但决定是上层做出的,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了负面作 用。”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说,虽然俄中两国关系中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是双方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的事实,还是存 在的,“对我们来说,中国是最邻近、最亲近的国家。”

  在他看来,俄中两国背靠背地面对威胁和挑战,互为对方的战略后方;在发展问题上,两国则是面对面的,“这是很 大的优势”。他表示,目前,西方正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将中国称作俄罗斯的威胁,“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欧福钦认为俄罗斯国徽中双头鹰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在朝西方看的同时,更要关注东方,并且应当和中国一同参 与复兴古丝绸之路,“不仅将它作为交通要道,而且是能源桥梁。”欧福钦说,对于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利用伟大中国这 个邻邦的活力,来帮助我们发展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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