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赵嘉麟|莫斯科报道

　　“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们没有保存 住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1953年3月，27岁的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从此将个 人命运与两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2009年9月，已是满头银发的他，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称自己为“幸运的人”，原因是，“不仅见证了许多 重大事件，而且还结识了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

　　周总理亲自安排采访

　　初到北京的奥夫钦尼科夫，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安顿下来。他的居住条件一般：窗上蒙着窗户纸，屋子里要 用炉子烧煤取暖。

　　当时，在新中国首都工作的外国常驻记者总共只有十几人，外国驻华使节也不多。因此，每次在北京饭店9楼举行官 方招待会时，所有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在受邀之列。活动的氛围是家庭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宾的座位 相隔不过几米。

　　周恩来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知道奥夫钦尼科夫精通中文，于是便对这位《真理报》记者说：“你的名字太长了， 应当简化一下，不如叫欧福钦---欧洲的欧、幸福的福、钦佩的钦。”奥夫钦尼科夫欣然接受。

　　后来，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竟亲自为他安排了一次采访。

　　欧福钦回忆说，一个星期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一会儿周总理要和你通话”。周总理说：“不少外国记者要求 采访我，为什么苏联记者没有提出？您现在就来吧，我一个小时后在中南海等您，将回答您的提问。”

　　欧回答，那是因为，对他和同事来说，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是无权(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采访要求的。

　　他们到了中南海之后，周恩来知道他懂中文，就说：“第一个问题由您提。”他本来想问，中国什么时候恢复在联合 国的席位。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

　　周总理马上回答说：“对于《真理报》这样的报纸来说，提出如此错误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不是准备加入联合 国，我们本身就是它的创始者之一。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不是中国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 复中国席位的问题。”

　　毛主席向他伸出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欧福钦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真理报》在一版报头位置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登载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欧福钦与另外两名驻京记者合写了通讯《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 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56年是中苏十年论战的开始之年，但两国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尚未恶化。苏方专门派代表 团来华出席会议，并在八大期间，每天通过飞机将《真理报》从哈巴罗夫斯克空运至北京。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回忆，在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意外来到了外国记者工作室。他问：“哪位是《真理报》记者？”

　　欧回答：“我就是。”

　　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柔软的大手，说道：“辛苦了，辛苦了！报道得很好！”

　　以后，欧福钦在北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搬出了四合院，住进人民日报社的一栋楼里，房间条件很好。最重要的 是，到外地不用向外交部写申请，只需要和人民日报打声招呼---因为《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是兄弟报社。

　　“比如，我打个电话说很想去云南采访。他们就和自己在云南的记者取得联系。我坐飞机过去，和《人民日报》记者 一起去见省委领导，马上解决所有问题---去哪里，怎么安排汽车，谁带我们去，谁负责安全等等。”欧福钦说。

　　由于中文功底深厚，欧福钦往往能够与各界人士直接对话，并获得一手消息。一次，他回国休假期间，受到了主管社 会主义国家事务的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后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接见。当欧福钦讲述了有关毛泽东打算不再出任国 家主席一职的消息后，安德罗波夫惊讶地表示自己尚未收到任何报告。于是，他邀请欧福钦担任自己的顾问，并允诺很多优厚 的待遇。但欧福钦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当记者。

　　随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

　　1959年，欧福钦结束在中国的7年任期后回国。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欧福钦发自中国的 报道被《真理报》频频刊登。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昔日热门的中国话题在苏联已不受关注 。欧福钦改学日语，并随后去日本工作了7年。

　　进入8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解冻。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欧福钦的名字赫 然在列。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文件的专家。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当然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高级会晤。邓小平为这次会 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欧福钦对记者回忆，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但“我们没有被请出去，我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够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 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 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欧福钦说：“我觉得，邓小平很睿智，因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尤其需要国家调控。可惜的是，苏联70年间，我 们没有保存全国人民辛苦创建的财富。”

　　三次采访江泽民

　　让欧福钦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江泽民的三次见面。

　　1956年，新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长春一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当 年7月，该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解放牌”。

　　欧福钦到一汽后，厂方向他推荐了几名年轻人接受采访，其中就包括曾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的江泽民。 欧福钦和江泽民同岁，两人很谈得来。不过，由于欧福钦在撰写稿件时将笔墨都用在描述第一辆“解放牌”如何装配上，因此 没有提到接受了采访的那位中国工程师。

　　欧福钦回忆道，当1990年自己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见面后，江泽民打趣地说：“太遗 憾了，我当时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您没用我的一句话。”欧福钦马上解释其中缘由。于是，江泽民就把自己就任党和国 家领导人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机会，给了老相识欧福钦。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年逾七旬的欧福钦成为采访此次活动最年长的记者。按计划，他将同其他17名记 者联合采访江泽民。但因江泽民公务繁忙，将接受采访改为同记者合影留念。

　　但当他和其他记者从江泽民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欧福钦被留下了，并和江泽民单独谈了37分钟。江泽民说：“我们 倒过来做个采访，我问您答。”欧福钦告诉记者，江泽民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就一下子垮掉了，中 国共产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欧福钦的回答是：“遗憾的是，我们(苏联)的共产党没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每个人 自身就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虽然我们都(参加选举)投票，但决定是上层做出的，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了负面作 用。”

　　欧福钦对本刊记者说，虽然俄中两国关系中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是双方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的事实，还是存 在的，“对我们来说，中国是最邻近、最亲近的国家。”

　　在他看来，俄中两国背靠背地面对威胁和挑战，互为对方的战略后方；在发展问题上，两国则是面对面的，“这是很 大的优势”。他表示，目前，西方正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将中国称作俄罗斯的威胁，“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欧福钦认为俄罗斯国徽中双头鹰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在朝西方看的同时，更要关注东方，并且应当和中国一同参 与复兴古丝绸之路，“不仅将它作为交通要道，而且是能源桥梁。”欧福钦说，对于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利用伟大中国这 个邻邦的活力，来帮助我们发展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