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导演”叶大鹰：我是一个体户

　　国庆献礼片《天安门》，与《红樱桃》、《红色恋人》构成了叶大鹰的红色三部曲。现在，长在红色家庭的叶大鹰却急于跟主旋律电影“划清界限”。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和叶大鹰合作过《我和爸爸》的徐静蕾说：“叶大鹰没架子。”

　　坐在记者面前的叶大鹰大裤衩配大背心。手握一个蓝色大水杯，里面泡着枸杞。他嗓子哑了一周。新拍的《天安门》上映后，他把嗓子说哑了。

　　采访过叶大鹰的媒体同行评价：“敢说，有些说的的确是心里话，真话。”

　　而最近，他先是说张艺谋的《黄金甲》变态，后是炮轰《建国大业》170多个明星，也就10个左右能称之为明星。

　　跟记者聊天时，他直言自己不是党员。自1980年代末期下海经商后，一直都是以体制外的身份从事影视工作。“我不是只拍红色电影，但为红色电影背了那么多年黑锅。我觉得自己最擅长拍商业电影。说实话，什么片子来钱，我就拍什么。就是没人找我拍。”他半开玩笑地说。

　　作为叶挺的孙子，叶大鹰是红色后代，但他坚决和“高干子弟”划清界限。他为人处世姿态市井，朋友三教九流，交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正气。与他相交颇深的王朔一直饱受争议，他却觉得，别管别人怎么说，王朔这个人一直特单纯，特干净。

　　“怪我爱耍贫嘴，爱说。媒体又爱东扯一句，西拉一句。”叶大鹰接受《中国周刊》专访时说，“别这个采访发表了，又说成，叶大鹰挤对《建国大业》。”

　　红色电影三部曲

　　刚出道时，叶大鹰不是红色片导演。1980年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时，老师责备他，在同班同学里，他最像玩票的。

　　早年，他跟王朔是黄金搭档。处女作《大喘气》改编自王朔的《橡皮人》。王朔的四部电影，他参与了三部。后来，被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叶大鹰觉得没什么出路，南下深圳经商，从一个公司混到另一个公司，赚了点钱。

　　1995年重新开始拍电影是源于朋友的一番话。朋友说：历史上，有人当官当烦了可以不当，当皇上当烦了可以不当，挣钱挣烦可以不挣，但好像还没有一个导演说拍电影拍烦了的。叶大鹰听后开始手痒痒，恰好看到了一个在莫斯科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孩子的剧本。

　　筹划电影时，叶大鹰还是不改顽主本性，想以拍电影的名义去俄罗斯玩一圈。前期准备期，他采访了一批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个过程被他誉为人生的重大转变。“我采访了包括毛主席的女儿、刘少奇的女儿等留苏的人，我觉得，我应该讲这样的故事，我也特愿意讲这样的故事。当我拿到这些故事去面对这个社会时，顿时觉得，过去那些小玩闹没什么好玩儿的，没劲，我应该讲大的。”

　　1995年拍摄的《红樱桃》投资300万美元，属于当年少见的巨额投资。投资方是北京一家国企，叶大鹰通过私人关系拉来的。《红樱桃》进入发行阶段时，发行人跑了南方19个省市，无人问津，反馈的是看不懂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后来，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当时的宣传策划部经理高军觉得：这部抗战电影太不一样了，太商业了，于是，买下了版权。上映后的《红樱桃》票房5000万元，创下了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

　　“那时电影票还十块钱一张呢！”叶大鹰很得意，“我始终说，我拍的红色电影不是主旋律，它的根里是商业电影。”

　　1999年上映的《红色恋人》一开始叫《红色女人》，叶大鹰请香港明星张国荣演共产党，紫禁城影视投资，完全按照商业片的方式操作。“我就想讲一个共产党，一个早期的信仰者，他的爱情和信仰是如何发生冲撞的。”

　　2009年，作为国庆献礼片的《天安门》构成了叶大鹰的红色三部曲。实际上，《天安门》的故事已酝酿十年。1999年拍《红色恋人》时，叶大鹰偶然看到一张天安门过去的老照片，杂草丛生，他直觉其中有故事。当年正逢祖国50年华诞，他跟《红色恋人》的制作人张和平谈了创作初衷，叶大鹰记得有领导连说：这创意好，是一个双十环的想法。但后来因剧本不够好，档期不合适等原因搁浅。“最重要的是当年没有天安门的外景地，现在横店有了。”叶大鹰说。

　　这十年，叶大鹰一直放不下“天安门”。后来，在跟田华的丈夫苏凡聊天时，他偶然了解到苏凡曾作为晋察冀舞美队的一员，布置过开国大典上的天安门。“我觉得这故事太好了，让我找到了一个小视角去讲述天安门。” 拉投资时，叶大鹰碰过几个企业，但对方没什么兴趣。后来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觉得这片子主题很好，适合献礼，拿出了3000万。最终，《天安门》从剧本策划到组织拍摄等工作全部是由中影独立操作。

　　不一样的“革命后代”

　　叶大鹰就这样被定义成红色电影导演。但实际上，他没在任何官方电影机构挂名。他是一个体户。

　　在拍摄《红色恋人》时，他遇到一个理解上的差异：在国内，主人公是共产党员，被套上红色电影的帽子；但在开罗电影节获奖时，评委会主席说，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

　　“我也拍过《大喘气》、《走过幸福》这样的电视剧，但我确实有一个红色三部曲，确实崇拜这种为理想，为信仰牺牲的人。但我从来不代表谁说话。”叶大鹰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强调自己的独立身份，“我拍电影一直是个体户，到现在，我没有挂靠任何公司，也没有工作室，你要想找叶大鹰拍片子，直接打我电话就行。”

　　“另外，通过你们杂志，我澄清一下，我不是高干子弟。百度词条里，说我是国防科工委高官的儿子，那是我大伯叶正大。我父亲叫叶正明，排行老二，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叶大鹰在采访结束几天后特地打电话给记者，“再不行，过几天，我发表一声明。我没沾过高干子弟的好处，全是压力。”

　　叶大鹰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叶挺。早在1945年，叶挺就已遇难。8岁前的叶大鹰从长春到北京，过的是放养般的生活。他很小就会背爷爷那首著名的《囚歌》，但感知到的却是人们对自己的苛求。他做了一个比喻：我偷一个西瓜，人家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是革命后代。我上学表现好，人家说，你是应该的。

　　1966年，“文革”开始。叶大鹰的父母成了走资派，他被划分成“可教育的子女”。很快，他们全家被流放到上海。那时，他最擅长写检查，能把检查写得情真意切，让老师痛哭流涕。他开玩笑说，其实写检查跟拍电影是一样的，得字里行间弥漫激情，有一种把对方拿下的劲头。

　　如今，叶大鹰个性里的“张扬，痞气又带着点玩世不恭”的气质，很多程度上是来源于“文革”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分不良的孩子，他始终游移在主流体制外。他曾说：“好人的标准是统一的，但做坏人却可以活得自由自在。”长大后，他恨过那个时代，但回头想想，那个时代又能让人活得极端又极致。

　　1978年恢复高考后，叶大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他前后进入电影学院的一批人，很多都是“文革”后父母官复原职的红色子女。叶大鹰觉得自己的经历和那帮人有着天壤之别：“像田壮壮他们，‘文革’受苦了，但父母官复原职以后，他们沾着很多好。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我得什么利益了？我父母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另外，我也不是大院子女。”

　　“作为叶挺的后代，我是被动接受的。我一直这么理解，我没权力。假如要让我重新选一个，我情愿选老百姓，真的，因为自由。”

　　对话叶大鹰

　　“《天安门》不是指派任务”

　　《中国周刊》：拍《天安门》这样的献礼电影，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叶大鹰：《建国大业》是政协的领导想让北影拍一部表现政协故事的电影，《天安门》跟《建国大业》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政治指派任务。我拍电影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1995年，拍《红樱桃》，是因为听这个故事觉得特感动；《红色恋人》也是。《天安门》的故事刚听到时，觉得特邪乎，1949年的天安门原来是杂草丛生的状况，这里面得有多少故事。原始的冲动才是我拍电影的真正动机。

　　当然，借着60周年这机会，不是好找人投钱嘛。最后成了献礼片，我也很高兴。

　　《中国周刊》：对你本人而言，是不是更喜欢主旋律内容？跟你同期从电影学院出道的一些导演，比如田壮壮，似乎更愿意触碰体制内的一些问题。

　　叶大鹰：我想起艾未未，我知道他对一些事情有微词。他参加奥运会，把好多事情拎得特清楚。我不是那种人。我觉得得面对这个现实。共产党漫长的斗争史，包括1949年以后的一些故事，有悲哀，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我更崇尚正面地看待问题。这其中确实有一批为理想牺牲的人。这种人，我信他是相信一种信仰——信什么不重要。

　　《中国周刊》：《天安门》是一部传统的献礼片吗？

　　叶大鹰：我觉得这不是献礼片。准确说，是一个贺岁片，我这片子就是讨吉利。韩三平跟我说，现在有人拍主旋律，末了，还非得挤对两句。比如说“三九胃泰好”，但还得加上“吃多了会拉肚子”。我挺同意这样的说法，既然叫贺岁片，就坦坦荡荡地歌颂祖国。我自己觉得很自豪，很多中国人都为活在这个时代而自豪。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弊端，也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但这些都是发展过程必经的。

　　这个社会要发展，别动不动看点什么，就一定要跟政府势不两立，我还真没那些。

　　“《建国大业》的意义不在电影本身”

　　《中国周刊》：你多次抱怨：《建国大业》的广告规模是《天安门》的20倍。实际上，《天安门》也是中影集团投资制作的，同样是韩三平在搞这个事情？

　　叶大鹰：很多事情，不是导演能掌控的事情。比如，《天安门》一开始是找到中影投资。后来韩三平自己做导演，搞了一个《建国大业》，就让我们靠边站了。客观说，《建国大业》的意义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这个活动。所以韩三平没错，很好一事。别我这么一说了，就说我挤对韩三平。

　　但是，《建国大业》跟纯粹的电影本质是没关系的，它是一任务。《天安门》拍的是电影，从创作到制作都非常严谨，从构思到实现都非常明确，有感情在里面。但是你看《建国大业》，也许你只能说，原来有这么多明星参加。

　　可是这事我不明白了，明星跟电影有关系吗？假设以后有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有将近1000个明星参加，是不是就比《建国大业》牛了？这比的不是电影。所以《天安门》和《建国大业》玩的不是一个游戏。

　　《中国周刊》：如果游戏要看结果，那《建国大业》的票房应该不差。

　　叶大鹰：它(《建国大业》)有权有势，搞那么多电影院，那么多拷贝，一放映就好几个厅。票房是好，但票房好的能叫好电影吗？电影不是这么评价的。有些烂片，老百姓花钱买票出来也骂。我还是那句话，《建国大业》拍的不是电影。

　　我对自己有职业要求，我跟韩三平拍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一样。我到现在没拍过别人给我指派的戏，全是我自己喜欢的。如果有官方指派我拍一部类似《建国大业》这样类型的电影，我拍的一定比他们棒。我把话撂这里。我就不怕打擂台。

　　“我真是给主旋律电影背黑锅”

　　《中国周刊》：似乎谈及你，大众总会有这样的印象：叶大鹰是主旋律导演，是红色导演。

　　叶大鹰：我没有拍主旋律电影。这么多年了，我真是给主旋律电影背黑锅，是背的最大的那个。比如《天安门》。很多人特极端，说，哎呀，是一个主旋律，我不看了。加上电影广告没做好，很多环节没跟上，观众当然去看明星了。

　　《中国周刊》：从1995年开始拍《红樱桃》，然后《红色恋人》，到2009年的《天安门》，你经历的电影审查有什么变化？

　　叶大鹰：《天安门》里有一场戏，说舞美队长冒充聂荣臻跟染料厂要红染料。这要放十年前，肯定删除，连写都不让写。所以，审查制度肯定有变化。不过，我觉得有这些限制也没什么不好。我不爱谈审查制度，不想拿这事说事。我不想在大众面前摆出一副“我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跟政府对着干，才成了这件事”的姿态。

　　这就是一个游戏，人家管着你，才有意思。老鼠和猫斗才有意思。哪个国家没有约束啊？绝对自由是没有的。

　　《中国周刊》：你如何定义献礼片？

　　叶大鹰：广电总局都没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什么是献礼片。我觉得《建国大业》肯定是。

　　但《风声》算献礼片？我不知道它献的是什么礼？献礼片干嘛要搞得神神鬼鬼的。上海的献礼片是《可爱的中国》，拿方志敏献礼。我觉得这事很怪。打个比方，比如今天给母亲过生日，回家以后，跟老太太说：“妈，我们来献礼了，咱大哥死得真惨……特英勇，特悲壮。”你是想让妈过一个特高兴的生日？还是特拧巴一生日？这时不是讲痛苦的时候，大家过节，要欢乐。大家都是平凡人，我爷爷也是革命烈士，我从小也崇尚方志敏。但你让人看了片子，是高兴还是哭阿？我要是领导，我就让这片子换一个档期，比如建党放。

　　《中国周刊》：《天安门》在一系列的献礼片中，是一个什么档次的礼品？

　　叶大鹰：《天安门》被冷落，被放一边，我觉得这下场特好。要是没有《建国大业》，我们就得承载多少东西。要代表中影出去火去，去走红地毯。万一要没给人家赚钱呢？没还上账呢？人家再要求你改这里改那里，多不舒坦。我们现在挺好，就是静悄悄地完成一个片子，没什么经济压力，好好讲一个故事，拍了一个特别自由、特纯粹的电影，这多好。我们甘于当老二，我们当老三都行。

　　我想开了，没必要拍一部电影，非得拔尖。我们不就是一个献礼片吗？今天给母亲贺寿，可能给这个礼物不是最大的，就是一块小点心，老太太也没特高兴，就是冲我乐了乐。但我觉得，这就够了。没必要非得说：“嗯，大鹰这次献的礼，是最重要的；那谁谁献的礼……”这些评价都不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