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场到商场，当一批官员转身之后，留在他们背后的是褒贬不一的评价。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叶澄海远不如武捷思值得关注呢！”

　　在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城眼里，低调的叶澄海除了本人没有什么特点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个人商业理念，信立泰只是深圳众多企业中的一员，这么多年把公司捣鼓上市了，深圳这样的企业太多了。

　　受质疑的下海者

　　武捷思，1951年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1995年至1998年期间，武捷思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助理，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处理广东国投破产和粤海的重组。

　　1999年，武捷思被广东省政府委派至香港，负责对当时负债高达35.85亿美元的粤海集团进行债务重组。3年后，粤海扭亏为盈，2004年恢复派发股息。

　　2005年4月，武捷思辞官下海，出任朱孟依旗下的合生创展行政总裁。

　　随后，武捷思为合生创展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淡马锡、老虎两大基金，合生创展的股价节节攀升，进一步壮大了朱孟依的地产王国。

　　2008年初，武捷思在合生创展的合约期满，紧接着便“转会”中国奥园地产集团，担任该集团执行董事兼董事局副主席。

　　武捷思的这次商海转身，选择再次加盟民营地产企业，其条件除了比合生创展多出100万年薪之外，其他条件都一样：三年合约，年薪600万，2000万股认股权。

　　从武捷思下海的第一天开始，批评之声也一直伴随着他。“辞职后马上加盟民营企业，做的行业也和从政时差不多，他不利用过去自己在政坛的资源是不可能的。”金城就感慨，像武捷思这样的做法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是绝对不允许的。

　　2008年8月5日出任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巨头黑石集团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付山，比武捷思受到的质疑声音更大。这位国家发改委外资司综合处前处长，并没有受到2004年颁发的 《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约束，投身于外资金融机构。

　　该《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92派”的创业潮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着名的“南方谈话”，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制度的创新，伴随的是一波波下海创业的冲动。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列出了一个1992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历史上的第二波官员下海潮流汹涌而来。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这十万党政干部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92派”。

　　“92派”这个名称的发明者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

　　1992年下海之前，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邓小平南巡之后，他辞职创办了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多年后，陈东升称，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他才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而他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同学毛振华，也于1992年下海，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当年从国家科委辞官下海，创办了慧聪公司的郭凡生，这样点评自己所属的“92派”。

　　“92派”中的大多数人之前就和陈东升那样，是在政府机关或者科研机构非常有见地和想法的人，在体制内一直跃跃欲试，本身也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但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体制内被压抑着，甚至仕途发展不再有更大的希望。机会一旦来临，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身商海。

　　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官员下海潮中，也有一些人下海后直接选择自主创业。

　　高红冰原来是国务院信息办主管政策法规的处长，主要负责领导的讲话，有关文件和政策的拟定，以及信息化法规、战略规划的协调起草等工作。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原国务院信息办撤销，高红冰调任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工作平台的降低让喜欢搞宏观研究的高红冰觉得没有了用武之地。而当时整个互联网行业被普遍看好，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纷纷成立，平时熟悉的人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

　　为了不错过在互联网上的创业机会，高红冰决心下海，不过其离职申请，两年后才如愿以偿。2000年4月，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半遮半掩半下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叶澄海在商海初试身手的时候，开始有官员“下海”之说，但是这个时期官员下海的形式和叶澄海很不一样，他们被称为“半下海”。

　　“半下海”的官员还处于一种半遮半掩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

　　更多的官员下海，与行政机构改革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有一批官员弃官从商。

　　第一波官员下海热，是因为“文革”结束，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同志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政府部门从32个激增至100个。为解决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中央开始精简机构，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又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在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于是，一些职位比较低，没有很好的升迁机会，或者有缘于一时冲动的官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下海”者，到部门下属的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

　　不过，也有吃螃蟹者。1986年初，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原是温州市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辞职后，他并没有去经商而选择了务农，但他承包的山地获得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叶康松如今已成为美国康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其“康松”牌西洋参几乎席卷了整个内地市场。

　　但1980年代中期，像叶康松、叶澄海这样选择主动下海的并不多，即使有，也有不少被称为“官倒”。

　　2000年之后的官员下海热，和1998年政府机构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1998年的机构改革后，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个，算得上历次机构调整中裁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

　　2000年后部分下海官员

　　门新国：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2000年10月辞去公职，出任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一年半后因病回归体制内。

　　游宪生：2000年11月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公职，加盟病危的ST中福。很快他又改换门庭。短短半年，他先后加盟神龙、华都等民营企业，后来，一边担任职业经理人，一边创立自己的公司。

　　徐刚：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五年后，黯然离去，2007年11月加盟苏宁环球集团，转战房地产业。

　　吴敏一：2003年2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三个月后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4年，出任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2004年11月，转任秋林集团总裁，两年之内，吴敏一换了三份工作。

　　王文进：2003年6月，51岁的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辞官下海，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德山：2003年9月，湖北某区委副书记的蔡德山下海，成为万家乐燃气具公司新任董事长。

　　郑宁：2003年底，从美国学习归来不足一年的江苏省盱眙县县长郑宁辞去公职，受聘于《扬子晚报》，担任总经理，做“报贩子”。两年过后，受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企业家的邀请，成为一个洋酒品牌的推广者，改做“酒贩子”。

　　赵克俊：2004年12月30日，担任创维集团彩电总监。赵于1992年到1998年间担任过四川德阳市副市长。如今赵克俊是创维集团的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