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足球梦

　　足球从娃娃抓起，这没错；怎么抓，在中国，却是一个很容易出错的问题。高丰文和徐根宝，这两位中国着名的足球教练，也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高丰文作最后一搏

　　在投身足球54年后，70岁的高丰文要做足球生涯中的最后一搏：用5年时间培养最后一批孩子，争取将来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有那么一两个穿上国家队的队服”。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沈阳报道

　　刚刚过去的夏天，为高丰文看家护院十二年的旺旺死了。

　　旺旺是一只狼狗。1997年的初秋，高丰文把它从北京带到了683公里之外的沈阳，然后又沿102国道一路向西，来到距市区14公里之外的胡台镇。1994的冬天，高丰文第一次来到这片“将下半辈子耗上”的土地，没有一棵树，枯败的野草从积雪中探出头来，呼呼的大风，将他一头白发吹得东倒西歪。

　　在那个冬天，所有第一次来这里的人，看过这番景象后都会摇头。有的人忍不住会问，“高指导，你说这事能成吗？”

　　56岁的拓荒者

　　这事真成了。转过年来的5月18日，高丰文在这片荒地上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职业足球学校：高丰文足球学校。

　　高丰文的老伴王秀文，曾经也认为这是“没谱的事儿”。作为1960年代辽宁女篮的领军人物，王秀文在48岁的时候就选择提前退休，回家照顾小孩。高丰文那时还是国家队的主帅，常年不回家。

　　“当教练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还被人骂，受委屈，现在好不容易退下来了，就别折腾了。”她心疼老伴。

　　但是当王秀文看到丈夫“铁了心”之后，她就随高丰文来到了这片荒地。同为56岁的两位老人，开始了一场“足校拓荒”。

　　最大的困难是没钱。“我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一个月才300多元的工资，哪来的钱？”高丰文说。

　　他拉下脸开始四处化缘。在拜访了大约30家企业之后，健力宝和蓝带两家公司同意赞助学校的建设费用。

　　筹足了建校资金，沈阳当地政府很快就把地皮批了下来，足球学校正式进入创办阶段。学校建设期间，恰逢沈阳市暴发特大洪水。王秀文经常拄着一根棍，行走在过膝深的水里，为装满建材的大卡车指路。后来，王秀文落下了做运动员时都没有患上的类风湿。

　　对于老伴的支持，高丰文笑着说“嫁鸡随鸡”，而王秀文则说这叫“嫁狗随狗”。

　　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座占地100余亩，拥有5块标准场地和一块室内场地，各种配套设施齐全的高丰文足球学校正式落成。这事真成了。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联赛正式开始。高收入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踢球，出名，挣大钱。”

　　“当时职业化刚刚开始，足球真是热啊，孩子们都想踢足球，最不愁的就是生源，家长也不计成本地培养，希望孩子踢出来，一旦踢出来，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高丰文说。

　　那时，高丰文足校大门口经常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牌子的汽车，最远的甚至来自新疆塔城。

　　最兴旺的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有400多名学员，5块场地被占得满满当当。每逢周四下午的训练比赛，有球迷骑摩托车从沈阳跑来看。

　　在他们注视的这群娃娃中，走出了陈涛、杜震宇、王栋，走出了30多名国家队队员，走出了120多名后来的中超、中甲球员。这所在荒郊上建起的足校，一度被视为“中国足球的黄埔军校”。

　　做校长不做主教练

　　足校的红火，让高丰文陆续给旺旺添了三个看家护院的伙伴，“一只狗看不过来了。”

　　高丰文觉得，自己离心底的梦想——“把队员送进国家队，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近了。

　　这不是一番冠冕堂皇的表态。熟悉中国足球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词，叫做“黑色三分钟”。而它最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高丰文。

　　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高丰文率领中国队冲击意大利世界杯。在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分别在比赛最后三分钟被对手逆转，痛失出线权。

　　冲击世界杯失败之后，高丰文曾经收到过一封西安球迷的来信，信里夹着绳子和刀片。

　　他心里五味杂陈。“我能理解球迷，球迷都是可爱的，我们对不起这样的球迷，我也不甘心。”

　　“不甘心”成为日后高丰文创办足校最大的源动力。这被外界视为“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未了的心愿”。

　　早在1984年，高丰文就曾经萌生过创办足球学校、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念头。

　　1984年，高丰文被足协派到法国学习。他参观了一家位于法国维希的少年足球学校。在足校走廊的墙上，他看到了一张该校毕业生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叫做普拉蒂尼。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这样一所学校？”高丰文决意培养属于中国的普拉蒂尼。

　　而为什么选择沈阳，而不是在人脉资源更丰富的北京创办足校，高丰文承认，“我被一种场面诱惑了”。

　　“1990年代初期，全国的足球环境都很好，但是辽宁在全国绝对首屈一指。举个例子，下午放学之后，全沈阳所有的足球场、操场都被踢球的人沾满了，而且外面站着看的人比踢的人还多，这是一个很诱人的场面。”

　　高丰文面对的还有另一种诱惑：去职业队做主教练。

　　1994年5月，高丰文回沈阳看球，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亲自飞到沈阳，把高丰文接到万达酒楼，对他说，“我做梦都在想你做我的主教练。”谈了两天，高丰文还是拒绝了“比现在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高的价码”。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王健林的金元政策让大连万达甲A十年七夺冠，主教练迟尚斌、徐根宝名利双收。

　　“我不想介入职业队，挣钱不是最重要的。”高丰文更愿意做一名足球学校的校长。

　　但是足校的孩子几乎都不喊他“高校长”，他们都喊他“高爷”。“听了心里舒服。”他说。

　　“高爷”的培养经

　　高爷允许队员们看电视，但是只能看一个节目，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

　　“那可都是国家大事啊，得了解啊，长见识啊。”他说。每天晚饭后，学校统一组织收看新闻联播，高丰文每次都是和学员们一起看。

　　有时候，学员会趁着高丰文出去的时候，换台看别的节目，被发现后免不了挨骂，“熊孩子，你还想不想练了？想不想进国家队了？”

　　好好训练，被职业俱乐部挑中，被出售，俱乐部扬名，进国家队——这是校长高爷的培养经，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几乎全部民办足校培养学员的基本流程。

　　这一培养模式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高丰文的爱徒陈涛。1995年，建校第一年，高丰文去鞍山挑选足球苗子。陈涛第一个被他相中。因为陈涛家境困难，爱才的高丰文只收了他三年总共8000元的学费。那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统一的收费标准是15000元/年。

　　1985年出生的陈涛被放在了小班(84、85年龄段)，上午训练，下午文化课。81、82年龄段的大班则是上午文化课学习，下午训练。学员们的文化课学习都是在足校进行，教师都是从附近的公办学校里请来的。如果顺利完成学业，学员们能够拿到的是国家承认学历的职业中专毕业证书。

　　在全封闭的足校环境中，陈涛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命训练，耐心等待来学校挑人的俱乐部把自己挑中。

　　2000年，已经在高丰文手底下练了5年的陈涛，等来了第一次被挑选的机会。来自甲B的江苏舜天俱乐部一口气从高丰文足球学校调走了16个人，但是被公认为最具天赋的陈涛却没有被挑中，原因是没有得到高丰文的举荐。

　　当天晚上，高丰文便与感到委屈的陈涛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坦率地告诉陈涛，“甲B不是你的出路，等下一次有好的俱乐部来了，我第一个推荐你！”

　　两年之后，陈涛被甲A球队沈阳金德俱乐部选中。这一次，高丰文非但没有阻拦，甚至还在费用上大开绿灯——5万块钱，沈阳金德只花了5万块钱，就把高丰文的“首席产品”买到手，而7年时间里他给陈涛免的学费都达10万之多。

　　对于以通过生产和出售优秀球员，为学校持续发展造血的职业足球学校来说，高丰文此举无疑是“感情用事”。

　　后来，表现出色的陈涛成为了中超各支球队当中最年轻的队长。联赛中的优异表现，让他在离开高丰文足校的第二年就入选了国家队，日后还成为了国青队的队长。

　　陈涛的成功似乎说明了高丰文足球学校培养模式的成功，但是单一的球员输出路径，多数时候等待买家上门的被动，却成为其日后发展生存的最大隐忧。

　　“高指导的精神值得敬佩，但是实话实说，培养模式落后了。”沈阳当地媒体一位专职足球记者向《中国周刊》感慨道。

　　对于球员输出的途径，高丰文曾经尝试过组建自己的队伍，注册俱乐部外参加各个级别的比赛，一是锻炼队伍，提高足校影响力，二是给队员更大展示自己的舞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表现，输出更多队员。

　　因为资金缺乏，队伍始终没有组建起来。

　　活着

　　2005年5月18日，是高丰文足球学校建校十周年庆典。

　　国内三十多家媒体前来采访，辽沈足球圈内的搞足球的头脸人物全都到齐，宋世雄、张斌、刘建宏等央视名嘴也特意从北京赶来。

　　而在十年辉煌之后，高丰文足校开始一路走下坡路。最明显的陨落表现是学员数量的减少，而这对于主要以收取学员费用维持运营的足球学校来说，简直是不能承受的打击。

　　高丰文说：“其实2003年之后就走下坡路了，2001年中国第一次冲入了世界杯，足球热情被点燃了，练足球的孩子又达到一个顶峰。等到世界杯的热潮一退，再加上中超初期的混乱，到了2005年左右几乎就是急转直下了。从2004年到2006年，每年学员差不多以15%的速度在减少。”

　　高丰文曾经开玩笑说，当年到鞍山挑选陈涛这批人的时候，学员是用大客车往回拉的，而现在就是开个小轿车去也不见得拉得满。

　　面对学员减少的困境，高丰文开始降低学员的学费和教练的工资。学员学费，从甲A十年时期的一年最高两万元，一路降到了一万二，最少的时候甚至降到了一万元。教练的工资也由四千多降到了两千多。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足校在成批的死去。

　　在高丰文创办足校的第二年，辽宁省足协公布数据，辽宁最多的时候有21家专业足球学校，1200多个孩子在学踢足球。2003年尽管学校数目减少了3所，但是学员数量一下子猛增到1539人，成为了学员最多的一年。而《辽沈晚报》一位资深足球记者说，“这都是正规注册的学校，还有没注册的呢，实际上差不多有70多所。”

　　从2004年开始，辽宁足球学校的学员数量明显开始下降，尽管和2003年一样仍有18家足校，但是学员却由2003年的1539人锐减到958人。

　　学员急剧萎缩之后是成批的足校纷纷倒闭。到2005年，辽宁省足球学校只剩下8家左右。到了2007年，沈阳市足协名下的足校只剩下高丰文足校，辽宁省足协注册的也只有一所奥宏足球学校。

　　“有气无力，剩下最后一口气了。”高丰文说。

　　2008年奥运会之前，高丰文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时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谢亚龙抓着高丰文的手说：“当初全国三千多所足球学校，现在只剩下你们几十家了，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高老你一定要坚持住。”

　　奥运结束后，谢亚龙下课了。他所说的政策微调，高丰文至今没有看到。

　　最后一搏

　　成立了15年的高丰文足球学校，在2009年的夏天，正在发生一些从未有过的改变。

　　原来宿舍楼的一楼、二楼正在被改造成老年公寓。在一楼大厅的地板上，躺着几块门板，上面大红的福字布满了灰尘。高丰文介绍说，这个老年公寓是一个慈善机构，得到了沈阳红十字会的支持，“赚不了多少钱”。

　　高丰文更没有闲着，招新队员，寻求合作伙伴——他决意进行他54年足球生涯的最后一搏。

　　“招最后一批孩子，用四到六年的时间来集中培养，最终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穿上国字号的衣服，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我就知足了。”他说。

　　为了最后一搏，高丰文甚至开始从未有过的妥协。

　　他放弃了坚持了15年的独立培养模式，开始寻找合作对象进行联合培养。在最后一批孩子身上，高丰文希望采取“334”的培养模式：家长出3份，合作单位出3份，最大的一份他自己来掏。

　　“只要给投点钱，把小崽儿培养出几个来，将来把人给他们都行。”高丰文说。

　　他的这个愿望曾经一度成为现实。去年5月份，沈阳当地一个企业老板主动找到高丰文，双方经过商量达成一致：企业出培养经费，高丰文负责招生训练。

　　因为是免费培养，招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高丰文亲自挑选了27个孩子，最大是95年出生，最小的99年，加上3个教练，总共30人。2008年底，高丰文带着这30人奔赴柳州，进行冬训。

　　冬训过程中，70岁的高丰文甚至亲自上场为球员做示范，每天早上喊球员起床。他仿佛回到了刚刚创立足校的那些美好日子中。

　　昨日没有重现。今年年初，合作企业一纸传真，突然通知高丰文要停止经费支持，“暂缓”培养项目。

　　“你说什么叫暂缓？这不像工程啊，也不是盖房子啊，盖到一半可以不盖了。培养了半年多，小崽儿们怎么办呢？”高丰文很是恼火。

　　他找到合作企业，想要问明白究竟怎么一回事。对方告诉高丰文，“暂缓不是不办了，是暂时停止。”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到最后，高丰文明白了，问题出在一个“钱”字上。

　　对于自己的遭遇，高丰文一直都在回避“被骗”的说法。他不愿得罪还有可能合作的企业，“能够找到一家合作企业不容易，说骗，人家不愿意听。”

　　“最后这一批成功的希望都多大？”《中国周刊》记者问他。此时，9月12日的下午，高丰文足校的上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风雨过后，总会迎来彩虹，厄运之后，总会有奇迹。”说完，他拿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一口茶，半响，嘴里又挤出三个字，“或许吧。”

　　在青少年的培养上，高丰文有力建足校，却无力组建一支职业队；徐根宝虽然掌控了职业球队，但他的模式却孤立而不可复制。

　　足球从娃娃抓起固然正确，但如果 “金牌战略”不改，如何抓娃娃将一直成为难题。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学校联赛制度。

　　曾经，学校联赛风行过，早在1980年代，国家体委开展了三个级别的学校足球：萌芽杯，幼苗杯和希望杯。当年三杯赛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声势浩大，张恩华、李明、彭伟国等第一批职业球员就成名于学校联赛。

　　然而，随着足球职业联赛的开展，三杯赛迅速萎缩直至消失。中国足协对开展业余联赛没有兴趣。想踢球的孩子只有两条路：去职业俱乐部，或参加足校。

　　消失的踢球少年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日后回忆这一变化，认为取消学校联赛是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最大失误。放弃了以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培养体制，等于放弃了培养少年踢球者的一个重要渠道。

　　学校联赛的失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足球人口金字塔的失衡。据中国足协在2007年的官方统计，十来年光景，中国男子足球注册人口从高峰时的65万人下降到3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缺少了学校联赛的保障，教育中已不再有足球地位。

　　“一个孩子，在哪儿待的时间最长？学校。但现在中国的学校没有相关的足球教育，没有对应的联赛，足球普及从何谈起？”资深足球记者颜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在欧洲走访过很多学校，几乎所有学校都有足球课程，学校和学校间，社区和社区间，还有各种足球比赛。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不利，是职业俱乐部的问题。这种观念不对。在西方，职业俱乐部只承担职业足球范围内的事情；青少年足球普及，应该靠学校教育和业余联赛完成。如果本身没有那么多孩子踢球，职业俱乐部从哪儿选人？”

　　西方的青训原则

　　贝克汉姆的成功之路，是最典型的青训轨迹——小时候，他先跟着父亲在工厂业余俱乐部玩；上小学后参加当地社区比赛，11岁时，加盟沃尔特汉姆12岁以下少年队；之后，被曼联球探相中；13岁时，贝克汉姆与曼联签订了一份学童合约，不到1年后正式成为红魔的职业球员。

　　边上学边踢球，业余时间参加各类社区比赛是西方足球的培养模式，在此过程中，职业俱乐部会派出大量的球探四处寻觅天才。选中者纳入到俱乐部梯队；再发展下去，就进入分流阶段：踢得好的，和俱乐部签约，成为职业球员；水平一般的，可以继续求学。

　　法国勒芒足球俱乐部技术总监弗兰克在考察过中国的青训体制后，认为中国的青训体制和西方的最大的不同是：孩子在非常小的年龄就脱离开学校，进入专业训练。他说：“法国足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凡是在14岁之前离开家进行训练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进入一线队。一名球员的成长，家庭、学校教育在里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足坛家喻户晓的青少年教练今西教练在访问上海申花时透露：日本学生必须高中毕业，才有机会被选拔到职业队中踢职业足球。要么就是上大学，进入大学生球队。在日本的职业球员中，70%是高中毕业，30%是大学毕业，只有一两个天才球员才会在高中阶段就被招入职业队。 

　　足协的职责

　　中国和西方的足球部门在职责分配上有着天壤之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足协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业余足球运动的普及。比如英足协只负责业余联赛和青少年培养，对英超联赛不过问。西方人认为，足协属于行政部门，有权力有义务对足球进行推广和普及，但进入职业联赛体系，行政部门进入市场是违法的。但在中国情况相反，中国足协把大把精力投入到职业联赛。

　　当年，阎世铎豪赌世界杯，不惜砍掉原本属于青少年训练的经费；谢亚龙极其看重参加北京奥运，放弃了最初拟定的九个大区青训计划。两任足协主席都无一例外寄望一次比赛成绩的突破。

　　足协在青少年培养中的失位，让民间足校和职业俱乐部成为青少年培养的主要承担者。职业俱乐部不愿意花太多的钱在梯队建设上，但为了达到中国足协规定每个俱乐部有三个年龄梯队，很多俱乐部买下现成的队伍充数。

　　民间足校缺少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人才的输入输出。成功者寥寥无几。徐根宝凭一己之力在崇明一干十年，这样的成功带着极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绝非是模式成功；高丰文的“中国第一足校”如今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市场化程度不够。

　　2009年，体育总局从体彩公益金中抽取6000万左右资金，决意恢复三大杯。足协初步拟定了小学、初中、高中三级联赛方案。5年内杯赛涉及城市数为12-16个。每个城市要求有32到40个学校参赛。总费用4000万元。

　　4000万元资金，足矣让一个原本夭折的学校联赛起死回生。也许学校联赛可以让青少年培养回归政府，让足球回归教育；也许学校足球的活力一旦被激发，中国足球人口会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但质疑声仍不绝于耳：如果“金牌战略”不改，这些举措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