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

　　文/陈 默

　　2009年10月17日，在第1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来临之际，一场“金融危机与减贫：挑战与行动”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致辞。

　　“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减贫事业和千年发展目标进程遭遇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应共同采取有力应对措施。中国政府将继续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着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回良玉副总理的发言赢得了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来宾的掌声。

　　金融危机不仅影响着核心都市，也波及贫困的乡村，中国的这一表态说明中国不但关心经济复苏，也高度关注弱势人群的民生改善。

　　世纪之初，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和饥饿，商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189个国家签署行动宣言，承诺将全球贫困水平(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

　　2009年，千年发展目标预计时间已经过半，却与一场百年不遇全球经济危机遭遇，给全球减贫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如果说危机给市场带来动荡，对那些处于温饱边缘的人群带来的就是生存与生活的艰难。

　　现在，危机已过去一周年，面对逐步开始复苏的全球经济，中国和世界、企业和社会再次关注 “穷人的经济学”，以行动实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承诺。

　　当千年目标遭遇金融危机

　　“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必须打破一切照旧、泰然处之的做法，现在就开始行动，今后几年发展援助全球增加一倍以上，否则就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专家们给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估计。

　　从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遏止艾滋病蔓延到普及小学教育，所有目标完成时间都是2015年——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发展机构共同展现的蓝图。2009年，千年发展目标预计的时间已经过半，而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给减贫与发展带来了挑战。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不稳定性因素，使得2007--2008年全球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预计下降80%，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有可能再增加9千万。即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出现贫困人口增长，2008年，按照美国的贫困标准，该国穷人达4740万，即六分之一的人口是穷人，一些居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世人想象。

　　金融危机过后，全力以赴来满足全世界贫困人群的需求，这些目标和指标将再次被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面对全球多重危机，世界上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经济衰退期，最先受到牵连并且损失最多的是穷人。” 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致辞中呼吁。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下调扶贫预算和减少发展援助，扶贫工作的持续性不能忽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应对危机的的努力被广为称道，而在此背景下，其实施减贫发展目标上显得更加突出。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过去25年中，中国的扶贫成果占世界总额的67%。没有中国的贡献，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前将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减半，将无法实现。

　　潘基文秘书长大力赞扬中国在扶贫工作上取得的杰出成绩。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推动人类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表示了充分认可，同时也有了新的期待。毕竟，中国是这轮经济危机中仍能保持经济增长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

　　政府一揽子政策的选择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外出务工机会减少，工资性收入回落，家庭经营收入明显下降……,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样给中国扶贫带来许多不利冲击及负面影响。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中国实施一揽子政策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对遏制贫困地区收入下滑发挥了积极作用。“按照中国标准，到2007年底，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了1479万，贫困发生率为1.6%，从2008年起，开始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这样介绍中国扶贫的新举措，“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这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2008年起，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促进就业；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企业度过难关提供帮助；通过产业规划和专项扶贫，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这些举措对遏制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下滑发挥了积极作用，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减贫事业发展态势较为平稳。

　　救助式扶贫是保障生存，而开发式扶贫为了促进发展。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与企业合作开展定点扶贫模式，推进农村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区域开发、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大大焕发了贫困群众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精神和信心。

　　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马和励 (Mr. Khalid Malik)先生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对于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困难与中国各界的扶贫努力深有感触，他强调国家内部不同机构和国家间通过合作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都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领域的人士需要探讨如何发挥各方优势、集合力量资源，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对抗全球危机。”

　　寒流中，企业不变承诺

　　“在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有的扶贫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有所放缓”，国务院扶贫办的一位官员也客观评价了当目扶贫支持力度的客观现实。

　　但是，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骨干企业却逆流而上，提出援建项目资金不减、援建项目水平不低、支持力度不降、与受援政府和群众的沟通不削弱这“四不”，在金融寒流中透出一股暖意。

　　中国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组织272个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国有大型企业等单位定点帮扶48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正是这多方面的资源投入增加了中国扶贫事业的“抗冲击能力”。

　　从上世纪80年代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到90年代大规模开发式扶贫，从扶贫攻坚到新世纪的脱贫致富，中石油可说是我国扶贫历史全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定点扶贫新疆贫困县、对口支援西藏双湖特别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县，中石油以自己的实践探索着一套中国特色的企业参与扶贫模式。

　　30年前，西藏北部的双湖是地地道道的“无人区”，县城三易其址。7年前，双湖政府所在地也不足400人，没一条正规道路，饮用山里流出的雪水，全区只有8条电话线与外界保持联络。现在，双湖特别区建筑虽然不多，却已有了现代化的气息，第一座楼房、第一个幼儿园、第一个敬老院梦幻般出现在人们面前。

　　“很多人把双湖称做石油城，这里虽然不产一滴石油，却因石油人的到来而向现代化大幅迈进。”当地一位老人这样感叹。

　　与偏远的西藏双湖类似，由于风沙、干旱的自然环境，新疆从事游牧生产的群众一直没有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北疆许多县城之间要开四五个小时车穿越戈壁滩、在河滩上驰骋，交通不便，更使这块古老的土地显得贫瘠而荒凉。

　　为此，中石油累计投入3亿多元，用于筑路修渠、架线通电、水利灌溉、捐学资教、扶贫救灾。仅2008年，中石油就在新疆托里等6县共投资1095万元援建7个项目，改变4万多人的居住条件，帮助6万多人走上了致富道路。

　　企业参与定点扶贫，不仅解决了贫困群众最盼望、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也促进了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沟通。

　　“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促成中华各族群众共建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大局。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政府的要求，也化作了中国企业的行动。”国务院扶贫办的一位官员这样评价扶贫工作的意义，他希望在金融危机逐步过去之后，能有更多的企业不忘每个社会成员关注贫困的责任，以实际行动让减贫发展行动惠及更多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