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语言的根基，在于内在的思想境界和胸襟学识。如果胸有丘壑，就能站在高的界面上审时度势，收放自如，犹如庖丁解牛，“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时下中国，官话、套话、狠话、假话、大话、空话等流弊频仍。但是，我们从《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却能看到这位曾经的大国总理直抒胸臆、化繁为简的语言风格。读这本457页的书，感受尤深的是朱镕基“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透出的智慧、人格以及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给人启迪良多。

　　举重若轻任风云

　　1993年5月6日下午，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南海紫光阁就中国经济问题，接受德国《商报》驻北京记者彼得·柴德立兹采访。采访伊始，柴德立兹就抛出一个“敏感”问题：“有传闻称李鹏总理因心脏病突发住院……请你谈谈对李鹏先生健康状况的看法。”在西方，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属于相当敏感和机密的话题，它时常牵系着公众的神经和国际社会的目光。这种问题，看似简单，要回答得体和恰到好处则难。

　　朱镕基回答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可以告诉你，李鹏总理正在康复。事实上，我几乎与他同时得了感冒。可能是因为最近北京天气变化太大，忽冷忽热的。如果医生建议我休息，我也很乐意，但是我还得坐在这里接受这次采访……”

　　朱镕基很“生活”地解决了这个“敏感点”，回答到位而得体。既没回避，正面地予以了解答，巧妙地“以正视听”；也没咄咄逼人地指责对方“别有用心”之类。他把自己放进去，以己说事，化繁为简，令人信服。

　　在今天传媒政治时代，领导者的业余生活和私人空间，也是公共关注的一部分。人们关注他们的业余兴趣爱好是很自然的。每当被问及这方面问题，朱镕基总是坦诚解答，消除了中国领导人某种“神秘”感。2000年6月21日，朱镕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就中西双边关系等问题，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米格尔·安赫尔·贡萨洛采访。贡萨洛问：“作为总理，你很忙，但想必也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你做什么？你有孙子、外孙吗？我们都知道你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知道你过去打网球，现在还打吗？”

　　“我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睡觉的时间都不充足，根本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朱镕基回答说，“几年以前，我偶尔还打打网球，现在没有时间了。平时我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转圈。院子太小，转起圈来头晕，但我必须保证每天散步一个小时。我爱好文学，也爱好音乐，但现在既没有时间读小说，也没有时间听音乐。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贡萨洛追问，散步时，是不是会考虑“经济问题”或“反腐败问题”？朱镕基表示：“许多工作中的问题都萦绕在我的脑际，包括反腐败问题，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了让脑子休息一下，我近两年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与我的夫人散步时，一起背诵过去所念过的中国古诗。最近我们在背《长恨歌》，描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现在可以全部背下来了。”

　　这个回答，很翔实、很具体。他把自己作为国家总理的工作、生活和个人爱好，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散步时，背诵古诗的“办法”，使人们看到一名总理在繁忙工作之余，保持着的一份诗意。《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句，亦勾起人们对美好情感的感怀。

　　不畏浮云遮望眼

　　2000年10月12日至17日，朱镕基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前夕，在中南海接受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的采访。宫崎勇提出一个问题：“在日本，人们经常说总理大臣是孤独的。朱镕基先生，你在做工作时是否有时感到只有自己在辛苦地工作，也感到痛苦或孤独？”

　　这个问题看似“生活化”，其实是个社会政治问题，因为领导人的所谓“孤独”，既是一种个人的心境体验；却又体现着一名领导者与他的团队、与他的人民的实际关系。而以日本总理大臣“孤独”为铺垫，使“孤独”似乎更“理所当然”。朱镕基明确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孤独”。他说：“每天要看无数的人民来信，每天有无数人打电话要来见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见。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一万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朱镕基不无调侃地说：“所以，我只有在我8小时睡眠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孤独”。

　　日本广播协会主持人国谷裕子，向朱镕基作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假设”：如果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现在这里，你觉得他会称赞你吗？这个问题，其实亦暗含玄机——它蕴含着过去的某段经历和现在的个人自我评价。但对一名襟怀坦白的领导人来说，此等“问题”，有何难哉？朱镕基直面回答：“按照他的性格，也许会批评我，认为我做得不够。”当国谷裕子追问是指改革的速度，还是指人们的意识的转变还不够时，朱镕基说：“他要批评我的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两个方面。”原因在于“他总是希望搞得快一点。”这个回答，不仅在于表明了谦逊求实的态度，更在于表明了这样一个重要意愿，那就是“改革的速度”和“人们的意识的转变”的步伐，还应该“搞得快一点”，应进一步加快和推进。

　　语言的根基，在于内在的思想境界和胸襟学识。如果胸有丘壑，就能站在高的界面上审时度势，收放自如，犹如庖丁解牛，“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这次日本访问中，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提的问题很尖锐：“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被人威胁。据说，你有过四次险遭暗杀的经历，祖先的坟墓也被炸了，你自己也说过走在‘地雷阵’上，听说还准备了棺材，要与恶人一起下地狱。是吗？”

　　朱镕基回答非常坦诚。他说：“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得一谈。”筑紫哲也紧追不舍：“你认为自己踩了‘地雷阵’吗？”朱镕基说：“我在就任总理的时候，曾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讲过这样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我没有说我已经踩在‘地雷’上，没有。这是表示一种决心。”这个回答，“幽而验乎明，远而验乎近”，十分得体而无懈可击。

　　胸有气象语自新

　　在日本访问中，一名女大学生问：“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唱歌。总理最喜欢什么歌？能不能唱一段？”回答这样问题的“技术分寸”在于：作为国家领导人，过于具体地回答“喜欢”什么歌，既无必要，亦未必恰当。朱镕基巧妙地回答说：“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国歌。如果我现在唱的话，你们都得站立，我想我还是不唱了。”这个机敏回答，既合乎一国总理的身份，又诙谐幽默；既回应了个人爱好，还恰到好处地“讲政治”。

　　所谓“功夫在诗外”，领导者语言艺术之底蕴，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学识、心胸、诚心等方面。只有胸中气象万千，说话才能渊源有自，多有芳华。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把领导者在公众场合的“说话”，纯粹视为是一种“应对技巧”，于是，人们热衷于研究种种所谓“应对”之策、在一些讲话的“术”上下功夫——时下，铺天盖地的资讯多探讨如何“应对媒体”、如何“提高技巧”，这方面的书洋洋洋大观；似乎只要“提高”了说话的“应对技术”，就能“高屋建瓴”，就能应付自如，就能“玩转”语言艺术，这是只见树林、不见森林，其大谬矣！

　　领导者的说话，决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首先是一种价值理性和公共理性；决非只是一种简单的“术”，而首先是一种“道”。“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一口装我自己。”这是朱镕基当年流传一时的名句，显示了“抬棺决战”之治贪信念。这种话，岂是“技巧”两字所能涵盖的？如果没有正义感、公仆心，没有思想境界和坦荡胸怀，会有这般掷地有声的话语？

　　必要的“语言技术”与思想境界的关系，是一种“道”与“术”的关系。“道”为本，“术”为末；“道”为体，“术”为用。宽阔的胸怀、崇高的人格和内在的学养，是领导者的语言之本。《论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没有一颗为民谋福祉的赤子之心，再好的“艺术”，再好的“应对”，也只能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巧言令色”而已，这是读《朱镕基答记者问》给人的又一启示。■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