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全国唯一有普通大学招收盲人学生的城市，到今年，已经有26名盲人大学生从高校毕业。但是，在这些盲人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实现了他们理想中的就业。他们渴望真正的就业，他们苦于社会不了解他们能做什么、没有给他们更多尝试的机会。

　　撰稿 黄 祺(记者)

　　无奈“假就业”

　　顾敏在家呆了一年多了。她是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班上成绩还过得去，按道理，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不过，顾敏不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她大大的眼睛里，一双眸子漫无目的地游动——她是一位盲人姑娘。

　　去年毕业前后，顾敏也曾四处寻找工作。先是参加了5月份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招聘会，母亲陪着转了一圈，发现招收盲人的单位屈指可数，她们只投出了几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即使这种针对残疾人的招聘会上，盲人也是最受冷落的群体，比肢残、智障的机会都要少很多。顾敏还请大学老师向一些单位写过推荐信，也没有任何反馈。

　　顾敏自己上网，通过“智联招聘”之类的求职网站投送简历，但可以想见，招聘单位只要看看她简历上“视力障碍”的说明，她的简历大概就被第一拨筛了出去。顾敏曾得到过唯一的一次面试机会。一家公司到顾敏家里，来看看她操作电脑的情况。顾敏熟练地演示盲人怎样通过读屏软件，“看”懂电脑上所有文字信息。遗憾的是，那一次面试，以失败告终，原因是，这家公司工作中涉及的图表资料，与读屏软件不能兼容，电脑读不出图表里的信息，顾敏就无法工作。

　　半年时间过去，顾敏的自信心被一点一点地磨损掉。

　　本来，她认为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应该不是不可能，比如电话接线员呀，电脑上的文字处理呀。但现在看来，这些期望都要变成幻想了。今年9月，顾敏终于与一家服饰企业签了“挂靠”合同，和她的很多同学一样，过起了拿960元工资而不用上班的日子。在顾敏看来，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妥协。 

　　国家出于对残疾人的照顾，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职工人数的比例，接纳残疾人就业，如果没有安排残疾人就业，就必须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为了不用缴纳这笔钱，很多单位愿意让残疾人“挂靠”，但不提供真正的岗位。很多残疾人，就是通过这样的“假就业”，得到生活保障。按照规定，如果解决一名盲人就业，就算作这家单位解决了两个残疾人岗位。一位盲人大学生跟记者说，这叫“一个顶俩”。

　　“挂靠”单位的方式，解决了很多盲人的经济困难，但像顾敏这样的盲人大学毕业生，并不希望“假就业”。之前残联帮助顾敏联系了三四次“挂靠”的机会，都被她拒绝了，直到毕业半年以后，实在对找工作失去信心，顾敏才签下“挂靠”合同。

　　“如果还是‘挂靠’，我大学就不用读了。”如今顾敏还是有些不甘心，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办法。没有工作，她每天只能帮父母做点家务，然后上上网。“如果是我能力问题不能胜任工作，我可以接受，但现在我连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

　　从2002年起，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招收盲人大学生，上海也是全国唯一有普通高校招收盲人学生的城市。到现在，上海市从大学毕业的盲人大学生共4届，26人，其中包括全盲人和低视力残疾人。

　　据记者采访粗略统计，除了像顾敏这样“挂靠”单位“假就业”，还有5人做了“助残员”。“助残员”是社区里的一种福利性质的岗位，让低视力的残疾人在社区中做一些照顾其他残疾人的工作。这种工作对学历没有任何要求，所以在盲人大学毕业生们看来，做“助残员”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这样，在26名盲人大学毕业生中，“假就业”和做助残员占了近一半，还有一些失业在家，真正找到与大学学历基本匹配工作的，仅占不到三分之一。

　　盲人能干什么？

　　26名毕业生中，就业情况最好的是第一届大学毕业生。3名毕业生中一名在街道做心理咨询工作，一名在一家地段医院里办内部报纸，还有一名成为了上海市盲童学校的英语老师。

　　任铮浩坐在盲童学校的教师办公室里，正在电脑上“看”一篇英文文章，旁边的QQ闪得不亦乐乎。一位老师进来借用复印机，任铮浩在旋转椅上转了四分之一圈，右手一指：“用吧用吧，在这里。”他现在每周16节课的工作量，除了上课，还做一些文字处理的工作，是盲童学校里唯一的盲人教师。

　　作为第一届盲人大学毕业生，任铮浩曾经很有些知名度，上过电视。他告诉记者，第一届盲人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比较好，与当时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重视，有很多单位愿意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

　　任铮浩说，盲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盲人能干什么，提起盲人，似乎就只会推拿按摩。当初有几家单位聘用他，但任铮浩还是选择回到盲童学校。任铮浩说，去别的单位，怕的就是“假就业”。“上班喝喝茶，给你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听听很好，其实很难过。盲校最清楚盲人能做什么，在这里，我有机会干更多的工作。”

　　任铮浩讲了一件真事。一家公司招聘了一位盲人，同时还请了一位阿姨来照顾他，后来发现盲人没什么要照顾的，又把阿姨给辞退了。“我知道这家公司是好意，但他们真的不了解盲人。”

　　全盲是最严重的一种残疾，但随着电脑的普及，通过读屏软件，盲人获取信息的问题，在技术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任铮浩用拼音输入法打字，真正的“盲打”，看起来速度不会比记者自己的打字速度慢。

　　至于生活上，任铮浩现在每天自己乘公交车上班。另一位盲人大学毕业生孙奕颖告诉记者，如果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她的方法是：“先在网上查公交线路，然后坐公交过去，到了站下来再问问人。”孙奕颖现在上班需要半个多小时，中间换乘一次公交车，母亲带过一次路后，都是自己一个人往返。

　　任铮浩认为，如果说盲人需要特殊照顾，这个照顾就是给他们一个参与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岗位，然后他们就可以跟普通人一起平等竞争。

　　能上普通大学，是盲人平等参与社会的第一步，这一步，也是任铮浩和同学们一起争取的结果。

　　1998年以前，上海市盲童学校没有开设普通高中班，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如果继续学业，就会到中专班去学推拿按摩。任铮浩初三的时候，与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个英语函授课程，这个课程中有一个环节是与美国的盲人学生通信交流。“我们问，你们现在做什么呢？有的人回答在上高中，有的人说正在读大学。”任铮浩说，在那之前，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盲人也能读高中、读大学。

　　在同学们的要求下，盲童学校开设了普通高中班，学制4年，一共5名学生。那时，上海没有高校招收盲人学生的先例，也没有任何人向任铮浩们承诺，到毕业时有学校会招收他们。任铮浩说，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读了再说，反正坚决不学推拿按摩，他坚信盲人也应该有其他的出路。

　　读到2002年3月，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们都开始模拟考试了，盲童学校的毕业生还没有得到任何招生的消息。5名同学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向时任副市长的周慕尧写了一封信，恳请高校招收盲人学生。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市政府给了他们一份回信，要他们放心学习。与此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立即开始准备起来。

　　“上大学就是为了得到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经过自己的争取，第一届盲人大学生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尽管后面3届毕业生就业形势不乐观，但任铮浩还是在课堂上鼓励盲校学生，尽可能上大学。“我们有政策照顾，花不了多少钱，最坏就是浪费4年的时间，也许还不会浪费。”他说，知识会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看问题的方法。

　　梦想照进现实之前

　　找一份跟普通人差不多的工作，是盲人大学生们最大的梦想，但现在看来，梦想的阳光还没能照进现实。在盲人大学生面前，还有很多难以逾越的门槛。

　　相对于全盲人，低视力大学毕业生们，生活和工作能力都要更强，想象中，他们的就业情况应该好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2007年毕业的盲人大学生一共6人，全部为低视力残疾人，其中3人当了助残员，1人“挂靠”，2人有工作，分别是化工企业职员和中学计算机管理人员。

　　姚捷就是“挂靠”的那一个。与记者见面时，姚捷一身粉红休闲服，戴着大墨镜，白皮肤，金色的头发，远远看还以为是外国人。不过，正是这样特殊的外表，给她的就业带来巨大的障碍。

　　姚捷低视力的原因是白化病，这是一种基因疾病，由于缺少黑色素，视力也受到影响。姚捷曾经有几个月的就业经历，当时在一家外企做行政助理。一开始，工作很顺利，因为姚捷热情开朗，擅长筹划公司活动，同事们也很喜欢她。后来换了一位上司，新上司要姚捷去筹建公司图书馆，并承诺筹建结束后再回到原来的岗位。但筹建完成后，上司再不提调回的事，姚捷认为上司是歧视她的外貌，才让她做一份不需要与太多人打交道的工作，最后她选择了离开。

　　离职以后，姚捷参加了一次公务员考试，笔试通过，面试的时候被刷了下来。经历太多失望以后，姚捷接受了“挂靠”。在接受采访时，姚捷掏出一份自己的简历送给记者，她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在盲人大学毕业生们看来，要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运气”特别重要。姚捷的丈夫，同是上师大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的低视力大学生，现在在一所中学做计算机管理工作。姚捷告诉记者，丈夫的工作全靠“运气”——他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信访，被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看到，并帮助他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在这之前，丈夫也参加了一次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笔试通过。“他的视力比我好，而且外表上也不明显。他自己老实，在表格上写视力障碍，人家就没有录用他。”

　　社会的理解和宽容，看起来还没有达到平等看待盲人的程度，这是一个现实，盲人大学生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接纳盲人就职，需要比普通人多付出一些成本，所以，用人单位是否足够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也是盲人就业环境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国庆之前，今年刚刚毕业的盲人大学生陈晓斌，得到一份外资保险公司的试用机会。在经过2次岗位上的磨合以后，这家保险公司表示，为了便于陈晓斌使用读屏软件，公司允许他使用一种与公司内部系统不同的软件工作，虽然陈晓斌现在工作的速度很慢，但公司还是希望他能在试用期间逐步熟练起来。遗憾的是，像这家公司一样愿意牺牲效率，提供岗位给盲人学生的机构，国内还不多。

　　另一个门槛，是各种就职资格证书的考试。任铮浩告诉记者，上海市盲童学校过去一直有盲人教师，但从1980年代几位老盲人教师退休以后，再也没有新的盲人教师。“以前没有教师资格考试什么的，现在当老师必须要有资格证书，但盲人又没办法参加这个考试。”任铮浩说，他自己考的时候，请了3位老师帮他读考卷。但接下来，如果要评职称，计算机考试、英语职称考试，都无法参加，他还不知道到时候怎么办。

　　梦想照进现实之前，盲人大学毕业生们不得不适应现实的棱角。孙奕颖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看得清现实和理想的距离。

　　盲校高中生不学推拿按摩，高中时，孙奕颖自己在暑假里进了推拿按摩的培训班。“当时就想到，万一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有一门手艺。”现在，真亏得当时学的手艺，孙奕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孙奕颖今年从上师大法律系毕业，通过残联介绍，进入IBM公司的保健室，做按摩保健员。任铮浩觉得，“按摩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不算工作”。但孙奕颖的看法很现实：“生存是最基本的需要。”不过，她并不是仅仅满足于解决生存的需要。孙奕颖说，她的兴趣是心理咨询，现在正在读函授的心理学课程，将来考出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她希望能够转到公司里心理咨询的岗位上。

　　孙奕颖觉得，只要社会给盲人进入职场的机会，盲人的能力并不差，但她没有太多苛求大众的认识：“中国现在的环境，毕竟跟外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