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刘洪波

　　网络时代的蝴蝶效应，而且真的到了谁都能够成为一只掀起弥天风云的蝴蝶。

　　“闫德利”，是一个刚刚被消费过的女性符号，制造这个符号产品的，不止是现在被抓住的北京人杨某。

　　这个消费事件的日常描述是这样的：河北容城女青年闫德利在北京居留期间与杨某有恋爱关系，后来闫德利与杨某分手，杨某冒名闫德利开通网络博客，发布贴文、照片和视频，称自己感染艾滋病后，故意通过卖淫感染嫖客，并公布279个据称属于嫖客的手机号码。杨某还在闫德利家乡抛撒闫德利照片。闫德利报案后，杨某已被抓获，此间闫德利多次检测HIV 结论为阴性。

　　这样的描述过于平淡，与作为消费活动的“闫德利事件”相差太远。“闫德利事件”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波，一个冒名的博客，就将整个传媒体系变成了杨某的传声筒。闫德利是个真实的女子，被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的“闫德利”，具有闫德利的身份，但其事迹与闫德利无关。

　　这个身份的冒用，由杨某完成。闫德利是杨某报复的对象，而他的报复方式是用闫德利的名字来发布一个报复故事。不同的是，杨某对闫德利的报复是完全的挟私报复，而他用闫德利的名义来塑造的“闫德利”则是在报复社会：一个被继父蹂躏的女子，卖淫为生，感染艾滋，又报复嫖客。这样，杨某完成了对自己的报复行为不止是进行了隐匿，而且做了“正义化” 的改装。但无论如何，“报复”成了整个事件的主题。

　　有人向我转述这个“惩罚嫖客”的故事，言辞间有着快意恩仇之感，让嫖客得上艾滋，被认为罪有应得。我当时并不知道“闫德利”，更无从判断事情的真伪，但至少转述者的快意，让我感受到一种杀机。现在，人们都知道不存在这样一个“ 闫德利”，不过，报复逻辑的存在是真实的，这种逻辑既通过杨某的似真性虚构而表现出来，也通过相信“闫德利”为真的转述者的快意而得到了表现。

　　我想，“闫德利”的符号建构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报复的逻辑并不反常。而艾滋病这个概念，在社会理解中隐含着道德沉沦与无药可救的报应结构。嫖客虽是隐匿的群体，但显然又是庞大的人群，一群不高尚或者说卑鄙的消费者，“被艾滋” 也容易作为“自作孽，不可活”的报应解释。“闫德利”，一个卖淫感染艾滋的女子，一个不清洁的女人，对一些卑鄙的男人实施“艾滋报复”，这样的人物身份和故事架构，夹杂着邪恶与正义。卖淫、艾滋、痛苦、堕落、令人同情、绝望……，这些概念，与嫖客、卑劣、龌龊、可恨等概念组合，使报复的病态变成可以理解。

　　这个成功的似真性故事，总体来看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迅速传播，它离奇又“源于生活”，罕见又不算荒唐，一系列真实要素，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大众心理与观念世界之中。真实的闫德利，显然是受害者。尽管她不是“闫德利”，但“闫德利”这个大众消费的能指符号，却真实地指向闫德利这个女子。当人们说到“闫德利”时，对应的就是闫德利这个人，她的真实行为一时间已被杨某的故事替代。

　　杨某制造了“闫德利故事”，但对这个符号的大众化生产，超出他的能力。大众化生产，是由媒体和大众自身来完成的，其中，媒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大众既是杨某设计“闫德利”这个符号时的想象受众，也是媒体对这个符号加以确认和批量复制的直接靶向，他们的心理已被杨某和媒体揣摩，而事实上他们的表现也证明了揣摩的有效。杨某、媒体与大众并没有合谋，但形成了合力，相互地打探与想象，同时又相互印证。

　　媒体作为一种体制，被视为第四权力，它拥有舆论的力量，一直被引为社会信息的“把关人”。在生产和复制“闫德利”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媒体有何责任表现。很多媒体直接转告了杨某的故事，而无意了解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媒体越来越多地直接引用网络上的信息，记者越来越善于写作未曾查访和亲见的新闻，新闻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生产而可以容忍非事实的传达。

　　这大概可以看出网络时代的蝴蝶效应，而且真的到了谁都能够成为一只掀起弥天风云的蝴蝶。“闫德利”制造厂，一个短期经营，一次符号消费，基于事实的捏造，也基于社会的背景性真实。没人会向受害者道歉，只有杨某将为捏造而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