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丁学良

　　政府是一个链条，最后接触普通老百姓的一环往往是警察，要减少暴力性冲突，实现社会和谐，一个重要环节是管住警察。谁来当警察的警察？

　　在绝大多数场合，日本人是很讲礼貌的。他们经常鞠躬，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表现得极其粗鲁、野蛮、不讲理。我最近碰到两个极罕见的例子，都是和日本的警察有关。

　　今年8月我在日本京都开会，因为京都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是唐代长安的一个缩影，我有意去参观一番。那里的御苑是江户时代日本的皇宫，国际游客很多，参观需要提前预约，然后凭预约号排队。我们这些外国人都不懂日语，日本人也大多不懂英语，为了避免耽误时间，我们9点就在那里排队，是当天第一批，应该在9点半进门参观。

　　大门口站着两个警察。一个大概有50多岁，另一个年纪稍轻，我就很规矩地问他们，半小时以后是不是从这里进大门？年轻警察说是的。但过了五六分钟，年长的警察过来了，让我不要在那里排队。我问他应该站在哪，他说：现在还早，你别堵住这个门口。我说我在排队，这就是进口，不站在这里，我应该站在哪里呢？结果，他突然咆哮起来，说这个口只有日本人才能站，外国人不能站，并用很糟糕的英语让我站到50米以外的一个地方去。

　　说实话，这种野蛮的态度让我想到几十年前侵犯中国的那些日本军人。当我站在他指定的50米以外的地方后，又来了一个观光团，就站我刚才站的在那个门口。我就过去质问那个老警察说：这个口不是只有日本公民可以站吗？那个老警察当场满面臊红，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很气愤。这真是粗暴加撒谎连在了一起。

　　这样的情况我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所以只是把这当做偶然。第二天，我去参观京都的佛教大寺知恩院。去得晚了，来不及细看，很快就在寺庙关门之前出了山门。出门后，我向门口的一个警察问路，向他打听附近一个非常有名的尼姑庵。一开始他不搭理我，我虽然很生气，但也想可能因为他不懂英语的缘故，于是用笔把要去的地方标出来给他看，他朝左前方随便指了一指。我根据他指的方向一直走了20分钟，还没有到目的地，只好重新向路边卖冷饮的问路。结果他告诉我，我完全走反了，我要去的地方在山门的右手边，从知恩院的山门外走过去不到10分钟时间。

　　这两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在日本，普通的人能够带着你走很长路，但我在日本遇到的两件不好的事情，都和警察有关，我不再认为是偶然。警察行业的训练要把他遇到的人当作嫌疑人，以至于成了一种职业病：把他们理应服务的对象当作怀疑和虐待的对象。

　　媒体上看到的事例不断印证这个观点。9月，电视上有一条新闻，印度一个在火车上卖零食的小孩，因为拿不出相当于人民币一块二毛钱的保护费给警察，警察把他从火车上推下来，导致这个孩子重伤，膝盖以下被截肢。事情曝光之后，印度的总理也出面道歉，因为实在是太恶劣了。

　　没有警察，一个社会就成了无政府状态，或者就会被黑社会接管。因为这个原因，警察成为垄断日常暴力的一支队伍；他们又需要每天和民众打交道，其作为往往决定人们对国家机器的观感。所以我一直讲这个道理：政府是一个链条，最后接触普通老百姓的一环往往是警察，要减少暴力性冲突，实现社会和谐，一个重要环节是管住警察。

　　但很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地方，很多时候警察眼里看不到民众，而只看到嫌疑犯。有资料统计，中国过去几年发生的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中，八成以上都和执法人员与普通民众的冲突有关。“谁当警察的警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警察内部系统的制约是很重要的，但单靠内部制约绝对防止不了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和腐败行为，一定需要外部的力量，也就是警察辖区内的民众一起来监督，才能起到作用。如果这个监督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民间就会用暴力来反抗警察滥权。这就是那些群体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