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孙周斩不断的“文艺”尾巴
撰稿·王倩(记者)
以前我拍电影时不太考虑观众怎么想，大部分都是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拍电影就像在回答自己的提问，和自己对话。但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主流方式，不能所有电影都是这样的。可能要等所有的类型电影在这个市场上有过一个轮回后，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片就有了稳定的一席之地。
一个演员太久没有拍戏，很容易被大众忘记，被市场淘汰。那一个导演呢？尤其是一个专拍文艺片的导演。
2002年时孙周带着《周渔的火车》来上海宣传，那是他和当时国内最著名女星巩俐的第二次合作，1999年他导演的《漂亮的妈妈》让巩俐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当时有人问孙周，“有人说，巩俐和你的合作成就了你的名声”，孙周的笑容里明显含着惊讶，表情一改他平时的低调和谦虚，“啊，我10年前就很有名了！”
1992年电影《心香》(朱旭主演)让拍电视剧起家的青年导演孙周，获得了第十二届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孙周在中国主流电影圈里是个异类。他的崭露头角恰逢第五代成名后，第六代出名前，但此后连同国营电影制片厂一起陷入了长期的创作低谷。他一直在琢磨剧本，据说弄过10个剧本，但全部搁浅。那段时间，他靠拍广告为生，一拍就是8年。
1998年陈凯歌的一个电话把孙周召回了电影圈，陈凯歌找他出演《荆轲刺秦王》里的太子丹。巩俐是该电影的女主角。陈凯歌是出于惜才之心，才找一个导演来演这么一个次重要的角色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孙周真的很帅，即使放在演员队伍里也毫不逊色。该片结束后，孙周顺利融入了刚刚蓬勃发展中的电影市场，他为巩俐量身打造了转型之作《漂亮的妈妈》。后来孙周又找到刚从张艺谋新片《我的父亲母亲》中走出的新演员孙红雷，连同巩俐和梁家辉，拍摄了爱情文艺片《周渔的火车》。
《周渔的火车》在票房上非常成功，现在很多电影发行人士还是常常说起它，因为它第一次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打响了 “情人节”档期，而且还是当年内地电影市场票房排行榜的第五名(包括进口片在内)。
但孙周又消失了。这次他消失了7年，2009年10月他带着谍战献礼片《秋喜》回归。《秋喜》说的是1949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0月14日广州城解放的这14天里，潜伏着的共产党员晏海清(郭晓冬饰)和大势已去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夏惠民(孙淳饰)这对上下级之间的故事。同为广东省出品的作品，《秋喜》在市场推广上自然打起了“《潜伏》第二”的牌子。
回归的孙周变了，但还好变得不多，而《秋喜》也成了一部少有的矛盾的“带有文艺尾巴的献礼商业片”。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如同疯了的公牛，任何一部稍微有个明星的电影都号称票房能过亿，而我们在漫山遍野的热闹中却不知道好看的电影究竟在哪儿。这个归来的文艺片导演，会如何向市场“妥协”呢？
文艺片的坚持
《新民周刊》：这部电影其实说的是两个男人的故事，而秋喜是电影里的一个女性角色，而且这个人物在电影里的作用也不明显。听说很多市场发行人士都建议过你把片名换了，这个太没有商业卖点了，像是农村题材，你为什么坚持这个片名呢？
孙周：我最初接手时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向国庆60周年献礼，也向广州解放60周年献礼。我开始取名时就想要一个带有强烈广东地域色彩的名字，秋喜是广州疍家女——渔船上的女孩们特别喜欢取的一个名字，广东的民歌里常带有这样的名字，花园酒店的花船上打出的人名也叫这个。后来真正把故事展开后，我觉得故事的灵魂和核心就在秋喜这个人身上，我想讨论的是人和魔的关系，秋喜身上就是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她和政治无关，和人类争斗无关，但这个生命却在那个时候没了。我想让大家想想，今天的我们没有了白色恐怖，但有着强烈的物化和异化特征，人类该如何保存住天赋的人性——纯真、善良、平等。
《新民周刊》：很多人想不通，你为什么让秋喜死了？既然她代表着纯洁和信仰，干吗要呈现一个破碎的结局。
孙周：我希望有些东西可以让大家惋惜，最起码对当今有一些意义。最初的剧本设定中，秋喜是在影片结尾时死的，蚂蚁爬满了她的脸，最纯洁的生命没了，我想让大家看到美丽被蹂躏后的感觉。现在她提前被误杀，更符合商业片氛围，也更具有戏剧冲突，同样能表达我的想法。
《新民周刊》：你让剧中人物不断强调“纯洁”，尤其是让特务头子夏惠民说“我也是纯洁的”，这太容易引人发笑了。你是真心说这句话的，还是想设置一个笑点？
孙周：我在现场时就和孙淳说过，观众到时一定会笑的，但你就是要严肃地说，你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有，晏海清不会开枪这点，我在写剧本时就想，不能让他打死地下党同伴。你说的观众反应，我当时就预料到了，我希望大家都考量一下 “纯洁”这个词，我是有意识地用这句话的，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的这句话。很多人在开心一乐的时候，也会多想想的。
《新民周刊》：你让晏海清对着夏惠民说，“共产党得民心而得天下”，在一个正在疯狂搜索可疑人物的国民党特务面前说这句话，这很容易被拆穿身份的。这是属于献礼片的硬伤吗？
孙周：在那个特殊时期，老蒋已经走了，国民政府肯定要走了，谁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大家肯定有各种表现，骂人啊，摔报纸啊，同事之间讨论败局时说，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得了民心。在当时这是非常准确的一种表达，夏惠民不会起疑心，反而会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我写出这句台词来，自己都觉得得意。
《新民周刊》：你选择孙淳和郭晓冬来出演夏惠民和晏海清，你希望他们表现出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孙周：孙淳以前经常演一些好好先生，但我这次要他演一个特别坏的人，粗暴，猜疑。我从来没想过，如果他不肯接这个角色，我该怎么办？而晏海清那个角色，我不希望找一个很强的男人，我希望他能居家一点。这是我对于共产党员概念上的“反对”，我不希望他很英武，很有锋芒，我希望他更平和一点，这是我对于历史的看法，共产党是靠得民心，而不是靠武装到牙齿，赢得天下的。
商业片的妥协
《新民周刊》：虽然说是“《潜伏》第二”，但我们对于电影里流露出来的情怀特别有印象，反而对谍战的内容没什么感觉。
孙周：我没看过《潜伏》，没看过《风声》。春节刚过我就忙于这个戏，而《潜伏》是春节后才红起来的，如果早知道有它，那我的这把枪(指电影里有潜伏卧底的情节)可能就朝别的地方打了。我筹备这个戏时，剧本还一个字都没有呢。一部优秀的电影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你们觉得电影有点文艺，我自己就不觉得文艺，我觉得还特别商业呢。
《新民周刊》：你接到这个命题作文时，有让你别那么“文艺”的要求吗？
孙周：不是。一开始我接这个命题作文时想拍的就是文艺片。这个片子的筹备时间特别短，2月份还没剧本，4月必须开机，10月1日要交出片子，文艺片才可能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来。但当我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来时，珠影给了我一个新的课题，能把主旋律的内容和市场结合起来吗？这和韩三平的《建国大业》是不谋而合的，当我听到这个课题时，我是一点抵触都没有。
《新民周刊》：那这个课题的完成效果呢？
孙周：戏是边拍边写的，尽可能地在现场多拍一些，比如拍了大量夏惠民和妻子惠红莲之间的感情戏。我最初剪出来的版本是120分钟，但发行方建议我弄成100分钟，精髓部分都在，但展开部分就不够了。他们的意见就是“导演，你的戏还是太文艺了”，比如人物关系，你肯定要花笔墨去描述人物之间的来往啊，这肯定会穿插出很多内容。有些内容在节奏上的确不行，他们说我还是文艺些，也没什么错。
《新民周刊》：秦海璐(惠红莲扮演者)说，你喜欢娓娓道来，强调结构，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文艺片的尾巴”。听说剧本和电影的差异很大，你做了很多修改？
孙周：比如惠红莲，在剧本里是有人物性格的，但电影里就剩下了人物，性格被剪了。惠红莲这个角色代表的是动荡和宣泄，你们看到的夏惠民一直是和怒吼、酷刑、鲜血连在一起的，但是夏惠民告诉大家他很纯洁。秦海璐有场戏被剪了，人家电台开张请她唱戏，她唱了个“怨气腾腾”的戏，夏惠民甩了一个嘴巴，转头就唱了一段特喜庆的戏，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特别明了。他们夫妻俩有真感情吗？秦海璐和孙淳都问过我。他们两个是有真爱的，不是那种军阀包养戏子的特殊关系，所以当别人都在为解放而开心跳舞时，他们是在歇斯底里地做爱、宣泄。
《新民周刊》：秦海璐说，有些东西是你特有的，你这次还稍稍保留了一点，一下子迈过去了，可能就会丧失掉原先喜欢你的很多观众，这是你聪明的地方。
孙周：我努力地剪尾巴，但第一次肯定不会剁干净。人的禀性很难改的，我还是对人感兴趣。即使涉及到1949年的故事，我还是想了解一个潜伏者的心情，一个对党国忠心耿耿的特务的失落。拍戏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开始时孙淳也问我，他能哭吗？当然能啊，别人都把你变成魔鬼了，但你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旁边树着一面镜子，终于把你照醒了。其实他心里觉得特别侮辱，特别委屈，也特别不甘心，于是最后他想把干净的人也变成魔鬼。这个城市被共产党接管，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局面。他也会想寻找潜伏者到底有什么意义，但他还是拼命在寻找。我也想过，说不定他早就知道晏海清是共产党，这也是有可能的。
文艺的尾巴，有多长？
《新民周刊》：你的这种“文艺的尾巴”有底线吗？
孙周：个性使然。反正是我的思维方式吧，我拍什么内容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和思辨。我的思维方式自然地就走到了这一步，在一个时代特有的空间里的真实的感受。电影总还是应该存在文学性的，作者不应放弃想象，想象那时候的人该是怎样的。电影还是挺有趣的。
《新民周刊》：你在《周渔的火车》后很长时间没拍电影，是这个市场容不下你这种想象吗？
孙周：有可能的。整体中国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蛮逐利的。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片还处于少年期，扳着手指算算，也没几种类型。
《新民周刊》：长期不拍戏了，会不会害怕被市场遗忘？
孙周：市场对我挺宽容的，投资人也挺喜欢我的。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要克服我自身的问题，很多年不拍电影，我从来没归咎于其他原因，我自身是有些弱点的。我一直也想多拍一些。但我比较随性，要一切都合适了才会去拍。不是说我不喜欢市场上的要求，只是可能是我个性的渴求，让我觉得各方面都很烦，比如电审、投资人等等，我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制片人，每天逼着我拍。
《新民周刊》：这次复出，感觉到电影观众们的变化了吗？
孙周：以前我拍电影时不太考虑观众怎么想，大部分都是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拍电影就像在回答自己的提问，和自己对话。就像《周渔的火车》，很多人说看不懂结局，其实懂不懂已经不重要了，电影里弥漫的那份爱的气息，悬而未决的爱情氛围，足以让每个爱着的人感受到就可以了。人类还是需要这样的电影，但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主流方式，不能所有电影都是这样的。可能要等所有的类型电影在这个市场上有过一个轮回后，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片就有了稳定的一席之地。
《新民周刊》：这次对《秋喜》的期望有多大呢？
孙周：这是献礼片，但我希望有好票房，这是我的一次试水，我是拿它作为商业片来处理的。也许处理得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还是比我以前的电影“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