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以公信为追求的政府理应拥有足够的权力自省，它谦逊地面对公众，坦诚地接受监督，却并不依赖监督来驱动

　　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就孙中界被“钓鱼”断指事件召开新闻通气会。相关官员承认，这起事件中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同一天，媒体发布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上海因在“钓鱼执法”事件中应对严重失当排名垫底。

　　政府有公信力不是说政府永远不会犯错误，而是说在出现失误之后，政府能够坦率承认错误，迅速查找问题，向民众公布事实真相，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拿出长效措施保证此类问题不再重演。

　　在某些官员的陈旧观念中，本地、本部门的问题被媒体和网络曝光是天大的丑闻，他们下意识的应对之策就是捂着、堵着、瞒着、拖着、护着，希图热点变冷、大事化小。孙中界断指事件被曝光后，面对汹汹民议，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居然迅速作出“执法毫无问题”的调查结论，不能不说是上述观念的最好印证。也许这样的老经验确实在个案和局部“见效”过，但就规律性而言，政府如此行事的必然结局是养痈成患。一些人们从未注意到的地方之所以会因突发事件一朝惊天下，其背后往往有着苗头性、倾向性矛盾长期积累、掩盖、发酵的过程。

　　从这一视角来观察，网络监督不是政府公信力的破坏者而是促进者。政府官员应当认识到，网络不是一个坏东西。如果说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的失误在所难免，网络的作用恰恰是将病灶尽早呈现出来，只要政府处置得当，这些网络曝光不仅不会成为政府形象的负面拖累，反而有可能成为政府赢得口碑的加分项。重庆因打黑而占据排行榜首位，很能说明上述道理。

　　互联网监督的存在，使地方政府面对舆情不敢继续偷懒或扮傻，这是社会进步带给民众和政府的双重福祉。但是，我们也应当警惕由此衍生的网络依赖问题。在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那里，对于网络舆情的重视逐渐异化，网络舆情成为解决问题的触发机制。那些本应得到及时妥善处理的矛盾，非要等到酿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才会引发重视并促成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实，以公信为追求的政府理应拥有足够的权力自省，它谦逊地面对公众，坦诚地接受监督，却并不依赖监督来驱动。

　　权力的全部逻辑就是法律，依法行政是权力自省的最完美体现。对网络监督和社会批评的亦步亦趋，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懒政。就处置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而言，仅仅承认“倒钩”的存在，仅仅撤销孙中界等个案，看似回应了民意诉求，其实一切都像是挤出来的“诚意”，让人无法拿出足够的信任。想挽回和重建公信力，当地政府要做的是面对法律严格自省，全面追究和纠正“钓鱼执法”所造成的祸害，从制度层面反思严格执法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

　　建立政府公信力要靠互联网，更要靠法网。外部监督是一种高效的防范机制，但并不是建立公信政府的全部内容。依法行政的要义，并不是事事需要外力的“鞭子”来驱动。政府的自省自砺不是虚拟的道德要求，而是法治精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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