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河沥溪人，1915年2月生，男，中共党员，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1956年8月参加筹建国防部五院的工作，历任总体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任新民，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集中国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在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中担任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从大洋彼岸踏上报国路

　　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这就是任新民。

　　三年前抱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信念，任新民“离妻别子”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三年来，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初衷。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的种子在不断发芽长大。学业有成的喜悦难抵在异国他乡浓浓的乡愁中对祖国的思念，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不知为什么，任新民近来脑海中总是出现自己离家时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的小脸。这天，一封来自远方家乡妻子的来信终于证实了任新民心中的不祥之兆。将满三岁的儿子得了脑膜炎不幸夭折了。信纸上字迹模糊，任新民知道那是妻子的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任新民流着眼泪拿起了笔对妻子写道：我对不起你，一个男子汉不仅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更保护不住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我必须要读书救国，等我能报效国家后，一定再报答你。

　　报效祖国的日子终于来了。1949年，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仿佛是受到了东方太阳的召唤，6月2日晚，美国旧金山的夏夜还未有暑意，但任新民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就要回到祖国，就要看到朝思暮想的妻子，他起身推开窗户，初夏的夜风带着沁人的微凉吹着他滚烫的面颊。他仰望星空，深情地注视着东方，他热切地盼望着明天的到来。

　　他当时没有想到由于战乱的影响，他的归家之路是那么漫长。

　　经过近两个月的颠簸后，任新民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家。报效祖国的心愿和新中国建设招贤若渴的环境一拍即合，很快，任新民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任新民成为了年轻的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此时，这里正在进行新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虽然在国外学的专业并非火箭发动机而是机械工程，但是自然科学的触类旁通加上任新民的聪慧和急切的报国热情，他很快就在这个集体里如鱼得水了。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又随这个集体从离家乡不远的南京奔赴北国。到1955年，任新民已成为一名上校军官。

　　1956年，当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任新民被钱学森“钦点”为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当任新民到第五研究院报到时，第五研究院只有两个人。

　　经过艰苦的攻关，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在中国西部的酒泉基地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中近程导弹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具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

　　氢氧发动机之争与直言上谏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说起“331工程”，尽管任新民总是回避谈自己，但是翻开“331工程”的发展历史，我们却总是发现任新民的身影，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没有任新民的努力，就没有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当初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争论中，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也由此再一次确立了任新民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

　　和技术人员一起观测数据

　　拿20多年后的发展载人航天时的飞船和航天飞机之争来比喻当年的这场火箭发动机方案之争也许不合适，但是，在技术争论之中，最能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胆识和道德风范。从这一点上来说，任新民恰恰每次在这种时刻，都以一个优秀科学工作者的立场，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他曾说过：“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的行动也始终践行着这句话。在他的大半生航天生涯中，深入现场的时间占了大半，他的判断和结论从来都是来自实践。

　　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火箭第三级是采用保守的现成技术还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推进技术，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以加快我国运载技术的发展。这个决定绝不是任新民的一时意气，而是完全来自实践的支持。

　　早在1965年，任新民担任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之时，研究所就注重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论证，并在1971年取得了试验的初步成功，此后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试验。

　　在那次决定氢氧发动机命运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声音不大但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力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如珠。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也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这种来自实践的见识，还曾使任新民做出了另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有人主张：为配合我国改革日益加快的步伐，必须提高我国卫星广播通信的能力，不如购买国外的通信广播卫星以解燃眉之急。一时，买星的呼声很高。当时，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全世界2500多个民用卫星通道，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里。自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在缩短着和世界的距离，卫星技术也在大踏步地迈进，此时不是泄气之时。在许多场合中，任新民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连给老同学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了航天事业，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航天这件事，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于是在又一个关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任新民那封被称为直言上谏的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他的有理有据的“心里话”，打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心里话”。就在当年，任新民和同事们就发射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随后的短短四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四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

　　任新民一生呕心沥血的长征三号火箭，也为他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长征三号火箭的另一技术关键——纵向耦合振动问题的解决，使我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国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经验，并开创了我国相关的技术学科；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上零的突破。

　　其实，在任新民的航天生涯中，零的突破何止这一次，凭借着一次次零的突破，任新民就像与他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推到一个个光辉的制高点，也正是这一次次零的突破，成就了任新民这位中国航天的泰斗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