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的宣传材料上描述：杨竹芳，从事侦监工作21年，处理案件1800件有余，没有一起错案、超期、违法违纪、被举报或投诉，并在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方面尽心尽力，成果突出。

　　而在段建民眼里，这是一个缺乏柔情的、大部分时间缺席家庭生活的媳妇。

　　杨竹芳在办案上既有热情，也有焦虑，导致工作起来“像个疯子一样”。案子，是她的热爱、自信和骄傲，但也附赠了她对一老一小两个段姓男人的一生愧疚

　　本刊记者/张蕾  文/刘云(发自云南昆明)

　　杨竹芳在讲台上作报告的时候，在观众席第一排就座的段建民不停地喝水，杯子已然见底，但他还是一次次地将其端起——他大概是想躲在杯子后面。

　　“我要不是她老公我就擦眼泪了。”小学教师段建民说。他提前看过讲稿，也听杨竹芳在家练习朗读过，所以，他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激动。

　　“我那时突然觉得，她真的很不容易。”

　　他的媳妇，杨竹芳，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一级检察官，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检察系统学习的楷模。

　　台上的杨竹芳，穿着检察官的制服，左前胸佩戴着一枚国徽(检察官们的“标配”)、一枚一等功奖章(省检察院授予的)，一枚五一劳动奖章(昆明市的)。以前她还得过一个三等功的奖章，但不知放到哪儿去了，没戴。

　　将近半个小时过去，报告作毕，杨竹芳站了起来，老老实实地接受众多媒体闪光灯的“洗礼”。

　　段建民在台下，妻子的身影被记者们挡住了。他拄上身边的拐杖，走出报告厅，到走廊上抽了根烟。

　　结婚19年，段建民对杨竹芳认识的更新从未停止过。直到这天，他猛然意识到，媳妇成了英雄。

　　“我怀疑找媳妇找错了”

　　杨竹芳生于1966年，段建民大她三岁半，两人因着有共同的朋友，聚会时相识，自由恋爱后结婚。公务员和教师的结合，看起来很美满。

　　可结婚没多久，段建民就“恼得很”：杨竹芳几乎每天加班。别人下班都走了，而杨竹芳却不到天黑不回家。

　　“国家不是规定工作时间8小时吗，你怎么要干那么长时间？”段建民忍不住问。每天下班回家后，他都耐着性子把桌子擦干净，把地扫干净，把米煮好，就等媳妇回来炒菜，却总也等不到。

　　长期被晾在家里，段建民对媳妇形成了两种猜测：要么是在逃避家务，要么就是工作能力太差。

　　于是，虽然有着初入围城的年轻人的不平之气，但好性子的段建民还是进一步提出解决的方法——分工。你一三五，我二四六，这样总行吧？杨竹芳答应了。

　　段建民坐在家里等啊等。一三五，他做了所有的家务；二四六，依然是他。段建民火了，追讨媳妇的电话打过去，结果她不是在乡下办案就是在工厂办案。

　　吵架也是有的，但吵架有什么用呢？媳妇那里总有办不完的案子，“指望不上”。

　　“我怀疑找媳妇找错了。”段建民开始后悔，觉得“划不着”。

　　“我这个媳妇，杨竹芳，工作时间太多了⋯⋯”

　　基层检察人员工作量大，这在中国并不少见。平常的年份，杨竹芳平均一年要办100件案子，大概3天一件，有些案情复杂的涉及犯案人员多达二三十人，此外，杨竹芳和她的同事们也要定期回访，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2004年昆明区划调整后，西山区检察院的案件数增长了三到四成，但侦监科的工作人员却难得增加一名。说到工作量，侦监科科长王霞直摇头，“太累太累”；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2005年，侦监科人均办案150件，杨竹芳的办案数达到248件379人。

　　如此，杨竹芳的不着家，确实为工作量“所迫”。但那时的段建民哪里会知道呢？

　　段建民也承认，只要能呆在家里，杨竹芳确是贤惠能干。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子人，一到要做饭了，姊妹媳妇闺女全是推卸之词，个个忙着打麻将打扑克；只有他的媳妇不出气，默默地干活去了。

　　“我儿子小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最恨过节了’。因为一到过节，我和他就找不到他妈妈。不管在哪个家里，他妈妈都在灶台上。”家里有“怨言”的不止段建民一个。

　　19年里的多数时候，段建民都是和儿子一起吃饭，有时杨竹芳回家吃个饭就又跑回单位加班。2008年前，杨竹芳一家就住在区检察院的四方小院里，按杨的话说，“方便加班”，1分钟就可以回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卷宗。

　　除了烧菜好吃、唱歌好听，妻子杨竹芳再就没有其他的生活情趣了。即使有休息日，两人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经常是杨竹芳去菜场把一星期的菜都买来，塞在冰箱里备用。他们家的冰箱巨大，有三层。

　　对婚姻和家庭的固守，让段建民忍着、迁就着，日子就那么度过。

　　“习惯了，认了，媳妇熬成婆了。”段建民承认，这个过程，并不好受。

　　警察都敬着我媳妇

　　真正让段建民打消对媳妇的“怀疑论”，是那些高大威猛的警察对杨竹芳的礼遇。

　　有一次，杨竹芳说要邀请派出所的干警吃饭，段建民也一同去了。七八个警察，都叫媳妇“杨大姐”，还一定要请她上座。杨推辞，他们偏偏不让。

　　“她一个普通女子，矮矮的个子，怎么能那么受尊敬？我当时虽然没说话，但感觉这个气氛不一样。”段建民说，他也沾了媳妇的光，被警察们唤作“大哥”。

　　饭还没吃完，杨竹芳就跑去结账，结果被告知“那个警察已经结过账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次的经历让他对媳妇刮目相看。

　　段建民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在警察那里，杨竹芳差不多就是个对业务说一不二的“领导”。

　　在西山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杨宏的印象里，杨师(昆明地区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很能挑毛病，“能挑出毛病那就是业务水平高啊”。办案时经常遇到杨竹芳打来电话要求补充证据，每当这个时候，杨宏他们“就只能低着头去认错吧”。

　　今年1月，一名男子从宁夏携带5千克麻黄碱到昆明交货，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并以“运输毒品罪”提请批捕。人证物证俱在，批捕看起来理所应当，但杨竹芳最终传给公安部门的决定书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不予批捕”。

　　办案民警李建国不服，跑去跟杨竹芳理论。杨的理由是，法律规定，麻黄碱不是毒品，而是制毒物质，而且当事人的行为无法定性为贩卖，属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情况。杨不仅口头解释，而且还形成了书面说理。这还不算完，最终，杨竹芳联合公安人员向上级机关提出完善立法建议，冀望于今后能将运输麻黄碱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杨竹芳对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一旦批准逮捕，就要“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这对个人来讲，是天大的事情。这一套办案、说理、善后做下来，李建国“心服了”。

　　刑侦大队重案直属四分队的唐云捷有个习惯，如果恰好赶上杨师办案，他都尽量把阅卷笔录准备好，因为他知道，杨师是不见到完整的材料就不发表意见的主儿。

　　还有一个细节，让段建民打消了对媳妇工作能力差的猜疑——有时段打电话到检察院去找杨竹芳，同事们语气里透着全是热情，叫起“杨大姐”很是亲切。

　　“如果她真是个脓包的话，人家不可能是那种态度的。”

　　种种迹象表明，段建民“冤枉”媳妇了。

　　同事们管杨竹芳叫“老中医”，专治疑难杂案。谁有想不明白的案子，就来找杨竹芳把关。西山区检察院检察长景迎宾说：“有些领导在专业上可能都不如她。”

　　错案和超时，这对检察官来说简直是两项“死罪”，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犯。而杨竹芳的过人之处是，“她连出现错误的苗头都没有”，这一点让景迎宾很是称道。

　　同事李健荣记得，杨竹芳爱说自己要“笨鸟先飞”，别人看一两遍的卷宗，她反复看，看供述、看现场勘验、看照片，对照起来看；她能根据卷宗里“他”和“她”的人称差别揭穿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同事王志琴记得，杨竹芳能一下子指出，路边停着的那辆车是他们三年前查办过的赃车，因为“她记得车牌号”。主管领导、区副检察长谭虹说，杨竹芳给案子作的背景资料和法律条文的准备，让人看了以后便觉得自己可以歇着了。

　　杨竹芳说：工作以来，自己经手的每个案子，都有记录，每个案件的特点、新出现的问题、背景资料的剪报、同事提出的而自己忽视的东西、跟法学专家的请教等等等等，全部记录在案，没事就翻一翻，回想一下。“有的时候卷宗一抱过来，我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有印象，能回想起他干过什么。”

　　早已不记得什么时候，段建民不再埋怨；但害怕随之而来。段建民听说，看守所(指西山区的老看守所，新所已建起并投入使用，防护条件已大大改善——编者注)里发生过犯人掐住检察官脖子而差点闹出人命的事情，吓得要命——“那好歹还是个男检察官啊”。

　　段建民赶忙询问媳妇：(提审时)犯人有手铐吗？媳妇说：莫的(没有)。

　　段建民又问：(提审时)你们之间有围栏吗？媳妇说：莫的。

　　“哎哟！”这个昆明男人情不自禁叫出声来。

　　“害怕”接了“怀疑”的班，媳妇的工作怎么就那么让人不放心？

　　她那要命的“职业病”

　　其实，杨竹芳也是害怕的，只是内容与丈夫略有不同。

　　半夜一两点，杨竹芳会突然从睡梦中坐起来：咦，那个案子是不是超期了？！完蛋了！

　　黑灯瞎火的，段建民也被吓到；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段建民觉得不耐烦：睡了睡了，你不睡我还要睡呢。

　　再次躺下的杨竹芳根本睡不着：案子把柜子都塞满了，这个案子反复了几次，那⋯⋯最后到底出手了没？

　　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杨竹芳急急忙忙跑下检察院的家属楼，跑上几步远外的办公楼，翻出那个挂念了一晚上的案子：哈哈，没超期！

　　胖胖的体格，被楼上楼下的一折腾，上气不接下气，但脸上的表情顿时舒展开了。

　　心揣回肚子里，回家刷牙洗脸吧。

　　“就像疯子一样。”杨竹芳自嘲道。

　　职业病啊，段建民此时会对媳妇皱皱眉。“职业病”这个词，还是别人帮他想到的。“我的同事告诉我，你的媳妇有职业病。”

　　段建民慢慢体会，这才想起，媳妇的“职业病”有时已伤了他的自尊。

　　“她平时不怎么笑，很严肃的，那个眼神，讲话的那个调调：‘我叫你干什么，你听清楚了没有？’”段建民发现，多年以来，对于这种强硬的语调，他已经被迫习惯了。

　　“啊！”这个昆明男人又一次大声地发出感叹词，“我又不是你的犯人！”

　　丈夫感慨时，杨竹芳坐在一旁。这个提审室里咄咄逼人、一眼就看穿犯罪嫌疑人内心的铁面检察官，不再像说起案子时那般得意和顺意。她微低着头，眼神有点飘忽：“我儿子也很反感我对他那么说话。但习惯了，改不了⋯⋯我这个人张口就只会讲案子，除了案子什么都不会讲。”

　　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杨竹芳会经过一座电影院，电影院里时有公审大会。那些常去学校抢东西、打人的“小混混”被法警押着，就在那里被公判。杨竹芳看中眼里，觉得很痛快，便想着将来也要做弘扬正义的工作。后来，她从云南政府专科学校毕业，成为一名检察官，得偿所愿。

　　年轻的时候喜欢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刺激”。现在已经成为“老捕快”了，杨竹芳还是对工作充满热情。她将自己对工作的需要比作“说话时要眨眼睛”，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习惯。

　　案子，是她的热爱、自信和骄傲，但也附赠了她对一老一小两个段姓男人的一生愧疚。

　　景迎宾说杨竹芳是“硬骨头”，职业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她的性格。景迎宾描述杨竹芳“走起路来风风火火”。

　　“风风火火”这个词，段建民一下子想到了媳妇走路的样子——“咣咣咣过去，咣咣咣过来”，听着他都觉得心里一阵阵的紧张。

　　2003年的一天，段建民正在吃饭，接到一通电话：你媳妇出车祸了。他顿时觉得“心都凉了”。

　　媳妇是在通宵办案后的回程途中出的事。她驾驶的微型车被大货车撞得稀巴烂，人被方向盘卡住大腿动弹不得。40分钟后被救援人员从车里拽了出来。经检查，杨竹芳全身软组织多处挫伤，左半边头颅肿了起来。

　　万幸的是没有太重的伤。

　　段建民守在医院照顾媳妇，可第三天就发生了让他崩溃的事情。

　　媳妇说：我明天出院，去上班。

　　段建民急了：“检察院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不去地球不会不转的。”

　　媳妇不吭气。

　　“你不出事情，可以天天去上班。但一出事情，治不好的话，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咱把伤治好，什么案件，什么事情都可以先放放。”段建民还劝。

　　媳妇还不吭气。

　　完了，又是一个被定了性的“铁案”。段建民心里明白，媳妇已经打定主意，再说也没用。

　　肇事司机一看杨竹芳要出院，高兴坏了——这能省下多少住院费啊。他赶忙对段建民说：出院后要多少营养品，我都包了。

　　段建民生气地想：病没治好，营养品有什么用！

　　媳妇还是回去上班了，理由是：案件太多，本该自己处理的转嫁给同事，她过意不去，再说案子绝对不能超期。

　　或许与这段经历有关，杨竹芳落下了偏头疼的毛病。每到天阴下雨或精神紧张劳累，头痛就找上门。她办公室抽屉里常备着止痛药。

　　杨竹芳拒绝别人给她做按摩，因职业养成的多疑性子，总让她觉得“按摩一不小心就会把头脆骨按碎”。

　　除了对超期的恐惧，来自犯案人员的威胁有时也会让杨竹芳害怕。她办过一个抢劫出租车的案子，提审过犯罪嫌疑人两次，最终由她批准逮捕。那天囚车把抢劫者拉进检察院大院的时候，杨竹芳正好牵着儿子的手出去上学。

　　这个抢劫者被当庭宣判了4年。在庭上，他用手指着右边眉毛偏上的地方，对杨竹芳说：“我记得你，你这里有颗痣，你儿子也在这里住，你刚才还送他去上学，”“咱们4年以后见。”

　　去年，段建民和杨竹芳一家搬出区检察院52平米的宿舍，住进了位于高新区的新房，140来平米。房子是教委集资建的，2000多块钱一平米，在昆明已属便宜。房款里，有14万是贷款，要还13年，1个月1341块，前些日子由于利息下调，每个月少还20多块。

　　杨竹芳尽量把账算得精细，毕竟收入不多。段建民说，老住所周边有几个饭馆、开在什么地方，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自己教书，媳妇办案，都是为生计奔忙。但段建民有时又会想，媳妇的工作更重要一些。“我媳妇在做案子的时候说：没有小案子，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都是大案子。我很赞同，真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社会的公平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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