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庄 键   顾训中 发自上海

　　10月26日，引起舆论更广泛关注的另一起“钓鱼案”受害人孙中界亦得以平反。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表示：“10·14事件现已查明，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南汇区已并入浦东新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孙中界流下了眼泪。

　　“钓鱼执法，水落石出”

　　因为这起案件，“公益律师”郝劲松也出名了。

　　10月29日，郝劲松在接受本刊特约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表示：会将其代理的另一起“车主张晖诉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违法行政一案”进行到底，以改变此前上海系列“钓鱼执法”案中被栽赃陷害的车主无一胜诉的先例。

　　上溯3天，10月26日，上海闵行区政府承认，“张晖非法营运”一案的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交通执法大队在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责令下已撤销行政处罚行为。此前，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于10月20日交出“调查结论”，称“经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该执法大队负责人更是频频面对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肯定按章办事，没有违规”；“依据以往案例，百分之百可以认定孙先生驾驶的就是黑车”；“我们和乘客没有默契，不认识”，并非“倒钩”；并强硬表示，“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复议”，“如果错了，这些费用全部是由我们承担”。这些议论一出，不但没有平息众怒，反如干柴上泼汽油，让不平之火更为燃烧。

　　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再度调查。经浦东新区政府聘请、由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共12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供的调查报告证明，上述政府部门和官员所称统统是谎言。新的调查报告称：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当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当天，该大队一中队一名队员通过一社会人员将执法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这一关键事实证明，该大队使用了“钩子”、采用“钓鱼”方式非法执法；孙中界并非“黑车”，确系冤枉。

　　话说今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晖驾私家车在闵行区行驶。等红灯时，一名白衣男子轻敲车门，并说自己胃痛，因为打不到车，请求带他一程。张晖看到对方“疼痛难忍”随后“心软”，同意让这名男子上车。车子没开几分钟，这名刚刚还“胃疼”的男子在车停驶后突然拔走了车钥匙。七八名身穿制服的人随即出现，“强行”将张晖塞进一辆面包车，并拿出一份《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处理通知书》，让他签字，理由是非法营运。

　　一个月后的10月14日，河南小伙儿孙中界在浦东新区也遭遇了类似的“钓鱼”事件。感觉万分委屈的他砍断了自己的手指，用这种激烈而远古的方式表明自身清白，此举引发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在初步调查后，浦东新区得出不存在“钓鱼执法”的结论更是令舆论哗然。

　　其实，引起全国关注的这起浦东新区“黑车倒钩”事件并非偶然，而只是近年来在上海发生的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桩。在此之前，年初的3月7日，上海郊区奉贤区头桥镇曾发生了一起“黑车”司机刺死女“倒钩者”的恶性事件，21岁的“黑车”司机雷庆文用水果刀将假扮乘客的“钩子”陈素军刺死。因为是命案，曾引来众多媒体的报道。

　　再往前的2008年年初，同样发生在闵行区，那里的康城小区出行不便，热心居民徐国志以“双跳灯”形式搭载有需求的邻居上班，结果被“钩子”出卖而变成“非法营运”并遭扣车罚款。这一事件被上海颇有声望的《新闻晨报》跟踪报道，最终却不了了之。

　　历史重演，律师扬名。孙中界和张晖不约而同找到了郝劲松寻求法律援助，他曾经因为没能要到发票而状告铁老大，被称为“维权战士”。一位是“敢于使用起诉权的公民”，一位是“敢于断指反抗，有血性的年轻人”，郝劲松很快向这两位他眼中值得帮助的人伸出了援手。

　　郝劲松代理张晖向上海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市及各区县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公开近3年查获黑车的罚款总额；揭露此前上海车主“钓鱼案”屡诉屡败之后的行政干预。10月25日，郝劲松终于得到了好消息，“钓鱼执法，水落石出”，他的博客中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以示宣告。

　　“不要仅仅从打击的角度讲”

　　上海“钓鱼案”在揭露政府执法程序不当的同时，也折射出城市交通的顽疾——“黑车”猖獗。和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摩托车、改装的残疾车、小轿车、面包车，各种无营运执照的“黑车”出没在大街小巷，成为市容交通整治的一大难题。

　　在“10·14钓鱼案”调查新闻通气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就政府执法失当道歉之余，亦表达了坚决打击“黑车”的决心。他说：“市政府有两个态度，一个态度是坚决整治黑车，如果黑车的问题不解决，整个出租市场一混乱，对市场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另外一个，坚决禁止用这种不合法的手段来进行取证，这样的话，就等于我们法治环境缺失。”

　　10月28日，上海市交通港口局开展以“整顿交通经营市场秩序、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为主题的交通行政执法大检查。同时，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将会同公安、城管等部门开展综合执法，加大打击非法经营行为。

　　从数据上看，上海历年来打击黑车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据统计， 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前10个月，分别查处黑车7500、2.3万、2.5万、1.8万辆(次)，而今年上半年则查处了1.67万辆(次) 黑车。

　　虽然如此，位列2009年上海市“平安建设十项实事工程”之首的整治非法营运依然不见根本好转。在上海市政府责令浦东新区政府对“钓鱼案”进行二度调查，事件真相尚未明了之时，上海本地门户网站东方网推出了“上海该如何整治黑车？”的网络调查。根据10月26日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在上海，你遇见过黑车吗？”这一问题的13628人中，超过半数的人表示曾经见过，而经常见到的则占了43.14%。其中，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城乡结合部为“黑车”高发区域。回答“是否有乘坐黑车经历？”的4415人中，也有50%左右承认曾乘过黑车。

　　“一个地方犯罪多了当然要去治理犯罪，但是也得追问为什么犯罪多了？不要仅仅从打击的角度讲，还要看为什么出租车这个行业问题多。”对于“黑车”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向记者这样表示。作为巴士股份的两届独立董事，他对出租车行业有着深入见解。

　　“到了半夜才为自己干”

　　在各种黑车猖獗，严打之后“春风吹又生”的同时，出租行业的正牌军却陷入了司机流失的困窘之中。据沪上媒体报道，为迎接世博会，上海将增加2000辆以大众“途安”和别克“君越”为车型的“世博出租车”。然而作为世博专用车队的上海五大出租公司，大众、强生、巴士、海博、锦江却为难以招聘到驾驶员而头疼。

　　申城约有4.7万辆出租车，近10万出租司机，而每年流失的司机数却达到5000人左右。记者在街头采访的数十位的哥多半是只有两三年出租经历的司机，甚至还有几个才开个把月的新手，他们大都来自崇明等郊区。其中一位的哥告诉记者，因为才开两个月，他还没认几条路，所以一般载客都选择在小区门口，这些乘客认识路，能指挥他开到目的地。

　　这些新手对于这份工作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完成三四年的合同期就会选择转行。理由则极为相似：开出租太辛苦，还赚不到钱。一位老的哥还激动地表示：“开出租算是八辈子倒霉！”

　　一般而言，一辆出租车由两位司机搭伙，每人开一天休一天，一月30天就有15个工作日。在记者采访的众多司机中，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少16小时，最多则接近24小时，20小时算是常态，一个月下来就是300小时。与普通的上班族相差近一倍，而前者还承受着两班倒的高工作强度，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所能带来的收入却并不能让司机们满意。一位干了15年的的哥说：“每月的收入并不一定，要看运气、身体状况、车况等诸多因素。不过一天要开18个小时以上才能保证一个月3000元。”记者询问的司机普遍收入就在3000元上下，而2008年底上海交通行业内部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出租司机的月收入为3500至3700元之间。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局的数据，在国际大都市上海，2008年的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3292元。

　　一位“蓝色联盟”出租公司旗下的司机告诉记者，有的出租公司为防止司机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规定凌晨两点以后到早高峰这段时间禁止营运。但是这样的规定并不能阻止司机们继续没日没夜地揽客，因为巨大的成本压力每天都尾随在的哥身后，无情地驱使着他们。

　　五大出租车公司占据了上海市场约2/3份额，这些司机每月须上缴车队的总金额在5500元左右，这其中包括“份钱”和各种杂费。以每个司机15个工作日计，折合至每天则约为360元。有的公司根据车况好坏，将出租车分为一至三类，因此司机每天的成本会有10元以内的波动。对司机而言，油钱亦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每天行驶里程和车辆耗油的差别，使得司机油费不尽相同，但大致为230元上下。如此司机每天的固定成本就是590元。“上午为汽油干，下午为公司干，到了半夜才为自己干。”成了的哥每个工作日的生活写照。

　　今年10月，上海出租车的起步费涨到了12元，整体运价上扬10%。众多司机向记者表示生意更难做了，特别是晚上9点以后，街道上尽是各色空驶的出租车。而市政府还同时取消了近年来对于出租行业的汽油补贴，少了这笔每月数百元收入的出租司机，却又将承受下月起使用93号汽油而陡涨的油价成本。为此，有司机向记者叹苦说，希望政府能够还利于民。

　　“零关税谁还去走私啊”

　　城外的人被赶着跑，城内的人却想着办法逃。上海出租行业的“围城”乱象愈演愈烈。

　　上海的出租车行业主要采用的是公车公营模式。出租公司从政府处获得出租车牌照，从而拥有经营权，继而出资购车，招聘司机。

　　“出租车因为占用了公共资源，向你收取一定的牌照租金，是有道理的。但是以什么方式来收取这个租金，就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了。”陈宪教授这样看待出租车的管制问题。“政府向公司发放牌照的时候收没收钱还不重要，但是这几大出租公司把牌照给司机营运的时候，它是要了钱的，当然它是以管理费的名义来要的。”

　　上海目前有3000辆X牌照的出租车，车辆属于个人，挂靠小出租公司经营。他们每个营运日需要向公司上缴120元抑或更少的份钱。记者采访时发现，有些小公司的出租车尽管并非X牌照，司机个人却已经买断了车辆，每天也只需向所在的公司缴纳120元的管理费(每月3600元)。比起大出租公司，这些出租车每天能少交240元左右，一个月就是7200元。

　　出租司机与公车公营的大公司签订合同后，每月经营结束后就需上缴份钱(其中包含管理费、车辆折旧和维修费)和各种杂费(保险费、清洗费、电调费、销卡费、税金等)。杂费各公司并不相同，平均200元左右。而份钱大约是5300元，一辆车两个司机共1.06万元。

　　如果以X牌照出租车每月所交的3600元管理费计算，那么五大出租公司的司机余下上缴的7000元就应当全数用于车辆折旧和维修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的哥为记者分析说，在每月收取的份钱中包含的车辆维修费是每人500元，即每辆车1000元。并且这笔钱不管是否能如数花完，公司概不退还。那么以车辆折旧为名，收取的费用就是每月6000元，一年则是7.2万元。现在出租车的主要车型为桑塔纳3000，市场价9至10万，团购则更为便宜，权且以9万计。根据车况的好坏，出租车一般运行4至5年即更新。每年7.2万元以4年计，就是28.8万元，基本够得上3辆桑塔纳3000的价了。4年下来，出租公司拥有一辆车就可盈利19.8万元以上，平均每年4.95万。

　　如果将单位需要缴纳的司机社会保险金一并算入，出租公司的牌照租金依旧可观。现在上海的郊区司机比例较大，其享受的福利是较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低一级的小城镇社会保险，不过记者所采访的大多数司机并不清楚公司缴款的具体金额。按规定，小城镇社会保险由单位统一缴纳259元，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则与工资挂钩，单位需缴纳工资的36.5%，以司机的平均收入3600元来算，就是1314元。两者平均为786.5元，若以此为标准计算，一辆车两个司机每年共18876元。减去这笔钱，出租公司每年仍然可从一辆车上净赚3万元以上，而这已经是较为保守的估计了。

　　“出租车公司有来自牌照管制的超额利润。在市场经济下，由管制形成利益集团是最说不过去的。所以出租车行业要放松管制，即降低份钱，这既有利于的哥，又有利于老百姓。对于出租车这种私人交通，政府就应该越少管制越好，要用一种更加市场的方式。”陈宪教授这样总结上海出租行业现存的问题。

　　谈及“黑车”，陈宪持这样的观点：“零关税谁还去走私啊！份钱小到比他去担惊受怕的成本还要低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去开黑车啊？人天然是要一种安全感的嘛。政府千万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和老百姓有对立，认为开黑车的就是刁民，没有这种说法，都是好的老百姓。”

　　然而，“以民为敌”、“逼良为娼”的执法理念竟然堂而皇之存在、并为那些执法部门和官员普遍认同，上海出租车行业“管制”现状令人惊诧。目前这种“罚款执法”的结果激励了某些人内心的邪恶，造成了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员和小人，却坑害了那些守法、善良、又有公德心的公民。上海相关执法部门年年“严厉整治黑车”，“黑车”们却仍然活跃在上海那些该活跃的地方，丝毫没有收敛。

　　改革已到燃眉之急。针对出租车行业改革，今年年初，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建国就曾上交提案，建议借鉴“香港模式”，逐步推行牌照自由买卖，取消原先的 “份子钱”，转而征收“出租车牌转让税”，同时加强行业管理。记者采访时，也有一位五大出租公司的司机表示：“应该学习发达国家，让个人拥有出租车牌照，由行会来管。”但是截至目前，上海出租车行业依然难觅改革的迹象。

　　在上海某大医院门口，记者还见到了“黑”、“白”车司机争斗的一幕：一辆出租车停在狭窄的车道上等待乘客付钱，跟在后面的一辆“黑摩的”因此被堵住了路。乘客有些磨蹭，等了几十秒不见动静，面色铁青的摩的驾驶员就在出租车后面踹了一脚。刚才还和乘客有说有笑的出租司机随即下车，大骂摩的驾驶员，互有推搡的两人被路人劝开。年轻的摩的驾驶员并不服气，等出租司机上车后，驾着摩托，找准机会朝出租车前门又猛踹一脚，随即开走，司机开门跑着追了几十米，最终只能目送“黑摩的”扬长而去。

　　世风日下，谁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