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特别大声地说：“你什么时候到美国来我请你吃饭，请lady吃饭是很荣幸的事！”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知道，这是老人一种礼节上的客套，但对我，却是暗自鼓励自己的一个约定。

　　主笔 李菁

　　10月29日晚上，在网上看到唐德刚去世的消息。虽然这几年关于他身体不好的消息总是断断续续传来，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还是忍不住惊了一下。也是在这样一个寒意初起、雾霭沉沉的秋天里见到的老人，却还清晰地活在我的记忆里。

　　2005年10月底，受路透社之邀去纽约学习一周，拜访唐德刚，被我列在此次美国之行个人计划的第一项。

　　见这位老人，于我，有如完成自己成长中的一个仪式。

　　那还是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阵子不知怎么迷上了胡适，于是跑到图书馆找来很多胡适的传记看，可是那些笼罩在传统的叙述体系下枯燥无比的传记，让我很是失望。

　　忘了哪一天，在书架上随手抽了另一本胡适的书，书被翻得很旧，外面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已经用牛皮纸贴了的一层。只看了几段就被吸引住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历史写作方式，作者恣肆无忌、旁征博引的注释似乎比胡适正经八百的回忆更有趣。看完之后再回头看被遮在牛皮纸里面的书名——《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三个字便牢牢地印在心里。

　　不过，那时的唐德刚好像并不在主流作家之列。此后很多年，印着唐德刚名字的作品越来越多。而我，始终扮演着一个虔诚的阅读者的角色，默默地受他另一种历史叙述方式的影响。

　　2003年宋美龄去世，我要写一篇关于宋美龄的报道，在寻找采访对象时，“唐德刚”这个名字几乎第一时间就从头脑中冒了出来。从美国一个中文媒体朋友那里拿到了唐德刚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老人浓重的安徽口音，以至于头几分钟我不得不屡次打断他，不停地让他重复，实在听不懂之处就请他讲英文。我记得他形容宋美龄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中国传统的官太太；在讲到“西安事变”时，他提到，张学良的财产都被控制在宋子文和宋美龄手里，十几万东北军的军饷和接济完全靠南京——这是完全不同于以往视角的解读，即便我们中间隔着一个辽阔的大洋，我也感受得到他讲述历史的鲜活和有趣。

　　电话采访最后，老人还特别大声地说：“你什么时候到美国来我请你吃饭，请lady吃饭是很荣幸的事！”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知道，这是老人一种礼节上的客套，但对我，却是暗自鼓励自己的一个约定。

　　所以，到了纽约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电话到唐家，询问能否拜访他。之前一位与他相熟的华人朋友说，唐老先生在2001年得过一次中风，身体大不如前，他的夫人管得很严，轻易不让外界太打扰他。果然，接电话的唐夫人略显迟疑，可能考虑到从大陆来的，不好拒绝，终于还是应承下来。

　　我在电话里与唐夫人约好在11月14日下午15点。岂料那天诸多不顺，刚离开纽约没多久，就发现公路的车速越来越慢，空中轰鸣的直升机却越来越多，仔细辨认，有几架是警方标志，其他几架上则是各种电视台标志——说句题外话，这是我对美国媒体立体式报道的第一次直观感受。带我去的人说，前方肯定出交通事故了。

　　只得一次又一次硬着头皮给唐夫人打电话，告知要迟到的消息。记不得第几次电话过去时，老太太的语气终于缓和，说已在电视上看到高速路出车祸的新闻了。忍着煎熬，看着漫长的车流一点点向前蹭，看着天色渐渐黯淡，周围的灯一点点亮起来。

　　终于到达新泽西州的那个小镇时，已比约定时间整整晚了3个小时，周围已是一片沉寂。典型的美国式独幢小洋房一座接着一座，大概很少有陌生的车在这个时候闯入，一幢洋房里的窗户上贴了几个小脑袋好奇地往外看着。寻寻觅觅已久的唐德刚的家，恰好就在这几个孩子家的对面，一座二层的白色小洋房。印象最深的，便是这里的安静，安静得连踩在落叶上走路的声音都清晰可闻，甚至有那么一丝孤寂的味道。与他此时在彼岸形成的名声形成了一种落差。

　　为我们开门的，是唐老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吴昭文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级人物，看得出，唐夫人当年是位美人。虽然屋外是典型的美式风格，但屋里的装饰则让人完全忘了身处异乡：左侧墙上挂着一幅有熊猫图案的挂毯，对面正中间墙上，是镶在玻璃框里的一幅字，整幅字并不大，似乎很随意地挂在那儿，仔细一看，却是胡适的手迹：“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 胡适 一九六十、十、十三。”

　　行动不便的唐老先生，已站在二楼的楼梯口上等着我们。一见面，就像熟人一样，亲切地拉着手寒暄起来，之前所有的忐忑不安一扫而空，相反，却有如见到家里的老人一般，油然而生亲近之感。

　　来的路上，脑袋里想的全部是该如何采访的问题，又觉得乱七八糟整理不出个头绪来。但是坐在这个“阅人无数”的老人面前，原来关于采访的种种设计一下子抛在脑后，许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脱口而出：“您的个人口述史是如何开始的？”“当初是如何为胡适做口述的？”老人家的回忆也像他的文章一样妙趣横生：讲到张学良从台湾到纽约后一直住在“女朋友”贝太太(贝聿铭的继母)家里，而唐德刚因为请张学良与贝太太一起吃过饭，而被赵四“怀恨在心”等，太多的掌故。那些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剥去了历史的刻板与成见，就那么鲜活在浮现在他的回忆中。提到美国时，他习惯说“此地”，回忆起那个时代时，他喜欢用“彼时”，中文似乎还停留在他离开大陆的时代。

　　但很显然，他也无法逃避“岁月无情”这句老话。记得有那么几次，他兀自讲了许久，却突然停下来略带茫然地看着我：“我讲到哪儿了？”而讲有一些话题时，他又总是习惯地提到初到美国时，华人在这里所遭遇的冷漠甚至歧视。也许，这段生活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难以抹去的痕迹吧。

　　不知不觉已是3小时过去，外面的小镇已经完全悄寂无声。他夫人中间走过来探看几次，利落地替他整理。又听到她打电话订了一份中餐，一会开车取餐，于是意识到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当起身跟老人告别时，他像个孩子一样说：“怎么不吃饭就走了！再待一会嘛！”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他夫人，好像在抱怨她不给充足的时间。其实何尝不想就这样坐在他身旁，听他讲那些五彩斑斓的故事？

　　临行前，老人家颤巍巍地起身，在书架上找了本他著的《史学与红学》，又颤巍巍地走回来，坐下，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看我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在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唐德刚也许是位“入世”太深的人物，在每一篇作品里都掺杂了他浓重的主观色彩，对现实层面又介入过多，不过也因为如此，才成就历史作品鲜明的“唐氏”风格，他活在别人历史里，而他自己，又渐渐成为一个传说。

　　像我们来的时候一样，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执意站在二楼楼梯上向我们挥手告别。我知道，在内心深处，我已完成了那场仪式，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所以走出那幢白色的小楼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悄然升起。而身外，又是一片孤寂的世界。